正文 第 2 章
我和爸爸丰子恺 作者:丰一吟
第 2 章
我虚龄５岁时就被送进小学一年级。石门镇上有一所初级小学，设在一座叫接待寺（为接待南宋皇家的人而造）的庙宇楼上。我们每天经过菩萨面前上楼去念上只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房间，放着四排课桌椅，由里向外：第一排，一年级；第二排，二年级；第三排，三年级；第四排，四年级。只有一个校长兼老师，叫丰铭，字云滨，排行第五，是我们的族亲，所以我们叫他五爹爹。五爹爹的祖父和我祖父的祖父是亲兄弟。在爸爸的随笔中，有一篇以“五爹爹”为题，专门写他的身世。
现在回想起来，五爹爹的本事真大；从一年级到四年级，全部由他一人教。他教一个年级时，另外三个年级就没事，可以随便哇啦哇啦乱吵乱叫，真亏了五爹爹！
五爹爹自己的孙女丰明珍比我小一岁，也在这学校里念书，和我坐在一条板凳上。每到放学的时候，大家必须端坐在自己位置上，谁乖，就让谁先回家。女生总是乖一点。而在女生中，我和明珍总是最先被点名回家。这里就难免有五爹爹的私心了。明珍是他家的人；而我呢，祖父丰鐄是举人老爷，我父亲是石门唯一一个从日本回来的，何况在那时已经出名，他认为当然应该照顾我。
“一吟！明珍！”一声令下，我和明珍马上背了宅阅读高高兴兴地回家。这情景至今犹历历在目。我们称明珍为“ɑo明”。这个ɑo念上声，意思是“小”。在石门话里“咬”的读音就是“ɑo”。所以爸爸后来写信给我弟媳“ɑo毛”（她的乳名，就是“小毛头”的意思）时，称她为“咬毛”。“文革”中为了忌讳，改成了“好毛”或“好猫”。读者如果去我们家乡石门镇，到处都可听见“ɑo”什么、“ɑo”什么地呼唤人。
说起五爹爹，我的名字还是他改的呢。我出生后，外公为我取的名字原是“一宁”；但我进了小学，五爹爹在写我的名字时把一宁错写成了一吟（石门话“宁”“吟”同音），从此我就成了丰一吟。人家都说我的名字风雅，还以为是我爸爸取的，其实不是。五爹爹之所以误写为吟，大概他以为丰家是诗书礼仪之家，名字应该也是这么风雅的吧。
我虽然拥有了这么风雅的一个名字，却是一个爱睡懒觉的糊涂虫。记得有一天我很迟才起身，妈妈忙着家务，顾不得我。我胡乱喝了几口粥，背了宅阅读就去上学。走完下西弄，向左拐到寺弄口，接待寺的大门就在眼前了。谁知门口拥出一大批同学来。
“今天怎么了？你们都到哪里去？去做什么？”我问。
“你到哪里去？你去做什么？”他们反过来问我。
“上学呀！”
“哈哈哈……！”同学们大笑起来。“都放饭学了，你睡昏了，还以为是早晨！哈哈哈……快调头回家去吃中饭吧！哈哈哈……”
我脸红了，只好怏怏地转回家去。
回到家里，妈妈竟然什么也没有发觉。我小时候就是这样自生自长。
在接待寺期间，我曾随父母去杭州，住在皇亲巷６号。爸爸让我插班进了宝极观小学二年级下学期。后来又回到接待寺来读。（直到读完“初小”，也就是读完四年级。）我自认为是省城读过书的，有点骄傲。回到接待寺小学里，看见同学们的课本，拿起来就高声朗读，以显示我的才能。谁知偏偏念错了字，引起哄堂大笑。
后来接待寺小学里请来了一位新教师，名叫丰桂，又名丰蓉赓，是我的一个远房堂姐。我叫她蓉哥哥（当时通行女的也按男的称呼）。后来我们从事“丰研”工作时靠众亲友的回忆设计了一张家谱图（请表兄马传先绘成），才知道我祖父的祖父和蓉哥哥祖父的祖父是亲兄弟。所以蓉哥哥是我的堂姐，又是我的老师。
在接待寺小学的那几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和同学们趴在窗外的瓦片上看远处广场戏台上的京剧（那时称“平剧”，因为当时京城在南京）或杂技歌舞表演，那才有劲！
记得有一次，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个表演歌舞的班子。有一个节目是一排姑娘裸着大腿跳舞。一排人的大腿一起往前踢起来，忽左忽右，望过去只见一排排肉腿晃动，煞是好看。五爹爹竟看呆了。过后他对蓉哥哥说：
“你能把台上那种表演教给学生吗？”
蓉哥哥笑笑，不知该说些什么好。
当时的小学语文教科书具体读些什么，我记不起来。只记得爸爸曾说：有一次他经过某小学，听见里面朗朗读书声，孩子们正在众口一词地高声朗读：“我每天大便一次！我每天大便一次！……”语文里还夹着生理卫生的内容，真有趣。料想我当时读的也有这类内容吧！
我还记得一个情节。有一回，我和男同学们一起在接待寺前的广场上看戏。有一个男同学不小心把旁边一个不认识的男孩推了一下，那男孩倒在石板上，头部大出血。我们都跟着肇事人慌张逃往自己学校楼下。肇事人叫其他的男同学们不要出卖他，他们都答应，他又指指我，我竟也答应了，而且自以为做了一件很讲“义气”的事。
我小时候就是这么傻！
十二年住十三处
我家搬进缘缘堂以前的情况，我都是事后了解的。
以造缘缘堂为界限，家中经济情况才开始好转。爸爸是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１９１９年的毕业生。他在那学校里受到李叔同（１９１８年出家为僧，即弘一法师）和夏丏尊两位老师的教育，提高了自己的美术、音乐和文学的修养，也向两位老师学会了日文。
爸爸１９１９年在浙一师念书尚未毕业时，于“花朝”日（农历二月十二日）奉母命回乡与崇德县城的望族徐芮荪家的长女徐力民结婚。１９１９年从浙一师毕业后，起初到吴梦非、刘质平两位高班同学创办的上海专科师范学校任教美术，同时在东亚体育学校兼职。因为不满足于自己已有的知识，爸爸依靠亲友的馈赠和借贷，于１９２１年早春去日本游学了十个月，把自己的头脑像装罐头食物那样装满了种种知识，并学了种种外语。两千块钱用完了，只得回来。爸爸去日本前，１９２０年妈妈已生下我大姐丰陈宝。次年又生下我二姐丰林先。所以爸爸回国后，负担已加重。他仍然在上海专科师范任教。估计这时他住的还是师范学校的宿舍。同时，爸爸又在上海郊区吴淞中国公学兼课，同事有舒新城（该校主任）、沈仲九、孙俍工、陈兼善、匡互生、周为群、陶载良、常乃德、张作人、朱光潜、朱自清等诸先生。还有学生吴朗西、陈瑜清等。
日本回来后的１２年间，为了维持越来越庞大的家庭成员的生活，爸爸到处教美术音乐，有时住宿舍，有时住租屋，有时回故乡住。我统计一下，共有１３处之多。
１９２２年，他把家人接出来，住在三在里１１４弄的租屋里。据说三在里以前叫静修路，今蓬莱路。
１９２２年秋至１９２５年初，爸爸应夏丏尊先生之邀，在经子渊先生当校长的浙江上虞白马湖的春晖中学任教，住在自建的“小杨柳屋”里。这段时期很值得纪念。爸爸成为漫画家，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他在日本买到了竹久梦二的画册，对他的画风很感兴趣。加上受陈师曾等画家的影响，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画风。
他在春晖中学认识了不少同事和外来演讲、考察的人，除了中国公学的老友匡互生、朱光潜、朱自清先生外，还有刘薰宇、刘叔琴、王任叔（巴人）、张同光、何香凝、蔡元培、黄炎培、张闻天、胡愈之、郭沫若、叶圣陶、陈望道、刘大白、杨元华、俞平伯、吴觉农、蒋梦麟、于右任、吴稚晖等诸先生。其中有不少人后来成了至交。１９２４年妈妈在小杨柳屋生下了我大哥丰华瞻。
１９２４—１９２５年的冬天，以匡互生先生为首的春晖不少教师（包括我爸爸），因不满意后来校方的教育主张，陆续离开春晖，到上海创办了自己理想中的立达中学。爸爸以七百余元卖去了白马湖畔自建的小杨柳屋，以充实办校经费。据爸爸回忆，那时他白天仍在上海南端的小西门黄家阕路上海专科师范工作，晚上赶到北端的虹口租屋里和大家一起做立达中学的筹备工作，深夜再赶回专科师范去住宿。
立达中学筹备完成时，专科师范已搬迁，就利用了专科师范的原校址开学。１９２５年夏，立达在上海北郊江湾自建校舍，改名为立达学园。从那时起，爸爸就率家属住进了立达学园附近的租屋。先后住过同安里、安乐里、乐盛里。到１９２６年４月５日，才得迁入立达自建的校舍永义里。
爸爸在立达的同仁，除了夏丏尊老师、匡互生、朱光潜、刘薰宇、陶载良、陈望道诸先生外，还有方光涛、陶元庆、夏衍、许杰、夏承法、裘梦痕、丁衍庸以及在日本就认识的黄涵秋先生等等。
由于爸爸１９２４所作《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一画使上海《文学周报》的主编郑振铎先生着了迷，后来《文学周报》为他出版了《子恺漫画》，这是爸爸最早的一本画册。
１９２５年３月，爸爸的第一本译作《苦闷的象征》问世；１９２５年１２月，出版了最早的音乐理论书《音乐的常识》；１９２８年４月，出版了第一本美术理论书《西洋美术史》；１９３１年１月，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缘缘堂随笔》。就这样，一个文艺全才渐渐地脱颖而出。
１９３０年我祖母去世后，我家曾迁居嘉兴，住在杨柳湾金明寺弄４号。关于这一段时期，我将在后面另设一节补叙。爸爸虽住嘉兴，也常去上海立达学园。
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８日淞沪战役中，立达学园校舍被毁，必须修缮。到秋天才能复课。那段时期，爸爸可能回石门了。石门的老屋惇德堂一直为她的游子张开亲切的怀抱。不过这时已多了另一处更好的安身地———平屋。
平屋在老屋后面，隔一条煤沙弄。平屋的那块土地，据说是我祖母手里买下的。这块地上原有三开间坍圮的平屋，不能住人。据我妈妈回忆，１９１９年她嫁到惇德堂来，办喜酒时有两张（１９３８年作）中说“此堂成于中华民国二十二年”，也就是１９３３年。但在１９３７年９月１日爸爸为天津钟怀柔先生写的自传中，却有这样的话：
“三十五岁，即一九三二年秋，缘缘堂成，率妻及子女六人返乡，居之至今。”相差一年的文字中，所记载的缘缘堂落成年代也差了一年。孰是孰非，难以判断。我觉得爸爸写文犹如作漫画（而不是作工笔画），有时只记一个大概。这种情况我发现过不少。因此，我们只能推测为１９３２年秋开始建堂，１９３３年春落成。
拆了平屋改建缘缘堂的期间我们住到哪里去呢？我想，一定仍住老屋。这才有李家大妈叫我到新屋去拾发火柴的情节。
缘缘堂后面的三间平房，据说是用原来的平屋拆下来的材料建成的。平屋虽已被拆，也得交代一下情况。
第 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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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我虚龄５岁时就被送进小学一年级。石门镇上有一所初级小学，设在一座叫接待寺（为接待南宋皇家的人而造）的庙宇楼上。我们每天经过菩萨面前上楼去念上只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房间，放着四排课桌椅，由里向外：第一排，一年级；第二排，二年级；第三排，三年级；第四排，四年级。只有一个校长兼老师，叫丰铭，字云滨，排行第五，是我们的族亲，所以我们叫他五爹爹。五爹爹的祖父和我祖父的祖父是亲兄弟。在爸爸的随笔中，有一篇以“五爹爹”为题，专门写他的身世。
现在回想起来，五爹爹的本事真大；从一年级到四年级，全部由他一人教。他教一个年级时，另外三个年级就没事，可以随便哇啦哇啦乱吵乱叫，真亏了五爹爹！
五爹爹自己的孙女丰明珍比我小一岁，也在这学校里念书，和我坐在一条板凳上。每到放学的时候，大家必须端坐在自己位置上，谁乖，就让谁先回家。女生总是乖一点。而在女生中，我和明珍总是最先被点名回家。这里就难免有五爹爹的私心了。明珍是他家的人；而我呢，祖父丰鐄是举人老爷，我父亲是石门唯一一个从日本回来的，何况在那时已经出名，他认为当然应该照顾我。
“一吟！明珍！”一声令下，我和明珍马上背了宅阅读高高兴兴地回家。这情景至今犹历历在目。我们称明珍为“ɑo明”。这个ɑo念上声，意思是“小”。在石门话里“咬”的读音就是“ɑo”。所以爸爸后来写信给我弟媳“ɑo毛”（她的乳名，就是“小毛头”的意思）时，称她为“咬毛”。“文革”中为了忌讳，改成了“好毛”或“好猫”。读者如果去我们家乡石门镇，到处都可听见“ɑo”什么、“ɑo”什么地呼唤人。
说起五爹爹，我的名字还是他改的呢。我出生后，外公为我取的名字原是“一宁”；但我进了小学，五爹爹在写我的名字时把一宁错写成了一吟（石门话“宁”“吟”同音），从此我就成了丰一吟。人家都说我的名字风雅，还以为是我爸爸取的，其实不是。五爹爹之所以误写为吟，大概他以为丰家是诗书礼仪之家，名字应该也是这么风雅的吧。
我虽然拥有了这么风雅的一个名字，却是一个爱睡懒觉的糊涂虫。记得有一天我很迟才起身，妈妈忙着家务，顾不得我。我胡乱喝了几口粥，背了宅阅读就去上学。走完下西弄，向左拐到寺弄口，接待寺的大门就在眼前了。谁知门口拥出一大批同学来。
“今天怎么了？你们都到哪里去？去做什么？”我问。
“你到哪里去？你去做什么？”他们反过来问我。
“上学呀！”
“哈哈哈……！”同学们大笑起来。“都放饭学了，你睡昏了，还以为是早晨！哈哈哈……快调头回家去吃中饭吧！哈哈哈……”
我脸红了，只好怏怏地转回家去。
回到家里，妈妈竟然什么也没有发觉。我小时候就是这样自生自长。
在接待寺期间，我曾随父母去杭州，住在皇亲巷６号。爸爸让我插班进了宝极观小学二年级下学期。后来又回到接待寺来读。（直到读完“初小”，也就是读完四年级。）我自认为是省城读过书的，有点骄傲。回到接待寺小学里，看见同学们的课本，拿起来就高声朗读，以显示我的才能。谁知偏偏念错了字，引起哄堂大笑。
后来接待寺小学里请来了一位新教师，名叫丰桂，又名丰蓉赓，是我的一个远房堂姐。我叫她蓉哥哥（当时通行女的也按男的称呼）。后来我们从事“丰研”工作时靠众亲友的回忆设计了一张家谱图（请表兄马传先绘成），才知道我祖父的祖父和蓉哥哥祖父的祖父是亲兄弟。所以蓉哥哥是我的堂姐，又是我的老师。
在接待寺小学的那几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和同学们趴在窗外的瓦片上看远处广场戏台上的京剧（那时称“平剧”，因为当时京城在南京）或杂技歌舞表演，那才有劲！
记得有一次，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个表演歌舞的班子。有一个节目是一排姑娘裸着大腿跳舞。一排人的大腿一起往前踢起来，忽左忽右，望过去只见一排排肉腿晃动，煞是好看。五爹爹竟看呆了。过后他对蓉哥哥说：
“你能把台上那种表演教给学生吗？”
蓉哥哥笑笑，不知该说些什么好。
当时的小学语文教科书具体读些什么，我记不起来。只记得爸爸曾说：有一次他经过某小学，听见里面朗朗读书声，孩子们正在众口一词地高声朗读：“我每天大便一次！我每天大便一次！……”语文里还夹着生理卫生的内容，真有趣。料想我当时读的也有这类内容吧！
我还记得一个情节。有一回，我和男同学们一起在接待寺前的广场上看戏。有一个男同学不小心把旁边一个不认识的男孩推了一下，那男孩倒在石板上，头部大出血。我们都跟着肇事人慌张逃往自己学校楼下。肇事人叫其他的男同学们不要出卖他，他们都答应，他又指指我，我竟也答应了，而且自以为做了一件很讲“义气”的事。
我小时候就是这么傻！
十二年住十三处
我家搬进缘缘堂以前的情况，我都是事后了解的。
以造缘缘堂为界限，家中经济情况才开始好转。爸爸是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１９１９年的毕业生。他在那学校里受到李叔同（１９１８年出家为僧，即弘一法师）和夏丏尊两位老师的教育，提高了自己的美术、音乐和文学的修养，也向两位老师学会了日文。
爸爸１９１９年在浙一师念书尚未毕业时，于“花朝”日（农历二月十二日）奉母命回乡与崇德县城的望族徐芮荪家的长女徐力民结婚。１９１９年从浙一师毕业后，起初到吴梦非、刘质平两位高班同学创办的上海专科师范学校任教美术，同时在东亚体育学校兼职。因为不满足于自己已有的知识，爸爸依靠亲友的馈赠和借贷，于１９２１年早春去日本游学了十个月，把自己的头脑像装罐头食物那样装满了种种知识，并学了种种外语。两千块钱用完了，只得回来。爸爸去日本前，１９２０年妈妈已生下我大姐丰陈宝。次年又生下我二姐丰林先。所以爸爸回国后，负担已加重。他仍然在上海专科师范任教。估计这时他住的还是师范学校的宿舍。同时，爸爸又在上海郊区吴淞中国公学兼课，同事有舒新城（该校主任）、沈仲九、孙俍工、陈兼善、匡互生、周为群、陶载良、常乃德、张作人、朱光潜、朱自清等诸先生。还有学生吴朗西、陈瑜清等。
日本回来后的１２年间，为了维持越来越庞大的家庭成员的生活，爸爸到处教美术音乐，有时住宿舍，有时住租屋，有时回故乡住。我统计一下，共有１３处之多。
１９２２年，他把家人接出来，住在三在里１１４弄的租屋里。据说三在里以前叫静修路，今蓬莱路。
１９２２年秋至１９２５年初，爸爸应夏丏尊先生之邀，在经子渊先生当校长的浙江上虞白马湖的春晖中学任教，住在自建的“小杨柳屋”里。这段时期很值得纪念。爸爸成为漫画家，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他在日本买到了竹久梦二的画册，对他的画风很感兴趣。加上受陈师曾等画家的影响，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画风。
他在春晖中学认识了不少同事和外来演讲、考察的人，除了中国公学的老友匡互生、朱光潜、朱自清先生外，还有刘薰宇、刘叔琴、王任叔（巴人）、张同光、何香凝、蔡元培、黄炎培、张闻天、胡愈之、郭沫若、叶圣陶、陈望道、刘大白、杨元华、俞平伯、吴觉农、蒋梦麟、于右任、吴稚晖等诸先生。其中有不少人后来成了至交。１９２４年妈妈在小杨柳屋生下了我大哥丰华瞻。
１９２４—１９２５年的冬天，以匡互生先生为首的春晖不少教师（包括我爸爸），因不满意后来校方的教育主张，陆续离开春晖，到上海创办了自己理想中的立达中学。爸爸以七百余元卖去了白马湖畔自建的小杨柳屋，以充实办校经费。据爸爸回忆，那时他白天仍在上海南端的小西门黄家阕路上海专科师范工作，晚上赶到北端的虹口租屋里和大家一起做立达中学的筹备工作，深夜再赶回专科师范去住宿。
立达中学筹备完成时，专科师范已搬迁，就利用了专科师范的原校址开学。１９２５年夏，立达在上海北郊江湾自建校舍，改名为立达学园。从那时起，爸爸就率家属住进了立达学园附近的租屋。先后住过同安里、安乐里、乐盛里。到１９２６年４月５日，才得迁入立达自建的校舍永义里。
爸爸在立达的同仁，除了夏丏尊老师、匡互生、朱光潜、刘薰宇、陶载良、陈望道诸先生外，还有方光涛、陶元庆、夏衍、许杰、夏承法、裘梦痕、丁衍庸以及在日本就认识的黄涵秋先生等等。
由于爸爸１９２４所作《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一画使上海《文学周报》的主编郑振铎先生着了迷，后来《文学周报》为他出版了《子恺漫画》，这是爸爸最早的一本画册。
１９２５年３月，爸爸的第一本译作《苦闷的象征》问世；１９２５年１２月，出版了最早的音乐理论书《音乐的常识》；１９２８年４月，出版了第一本美术理论书《西洋美术史》；１９３１年１月，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缘缘堂随笔》。就这样，一个文艺全才渐渐地脱颖而出。
１９３０年我祖母去世后，我家曾迁居嘉兴，住在杨柳湾金明寺弄４号。关于这一段时期，我将在后面另设一节补叙。爸爸虽住嘉兴，也常去上海立达学园。
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８日淞沪战役中，立达学园校舍被毁，必须修缮。到秋天才能复课。那段时期，爸爸可能回石门了。石门的老屋惇德堂一直为她的游子张开亲切的怀抱。不过这时已多了另一处更好的安身地———平屋。
平屋在老屋后面，隔一条煤沙弄。平屋的那块土地，据说是我祖母手里买下的。这块地上原有三开间坍圮的平屋，不能住人。据我妈妈回忆，１９１９年她嫁到惇德堂来，办喜酒时有两张（１９３８年作）中说“此堂成于中华民国二十二年”，也就是１９３３年。但在１９３７年９月１日爸爸为天津钟怀柔先生写的自传中，却有这样的话：
“三十五岁，即一九三二年秋，缘缘堂成，率妻及子女六人返乡，居之至今。”相差一年的文字中，所记载的缘缘堂落成年代也差了一年。孰是孰非，难以判断。我觉得爸爸写文犹如作漫画（而不是作工笔画），有时只记一个大概。这种情况我发现过不少。因此，我们只能推测为１９３２年秋开始建堂，１９３３年春落成。
拆了平屋改建缘缘堂的期间我们住到哪里去呢？我想，一定仍住老屋。这才有李家大妈叫我到新屋去拾发火柴的情节。
缘缘堂后面的三间平房，据说是用原来的平屋拆下来的材料建成的。平屋虽已被拆，也得交代一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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