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 7 章
我和爸爸丰子恺 作者:丰一吟
第 7 章
１６个难民住在马一浮先生家，终非长久之计。
马先生在桐庐时身边有两位门人，一位叫王星贤，另一位叫张立明。都是圣贤之辈。王星贤先生有一个学生叫童鑫森，早先曾通过某种关系向我爸爸要过一幅画。这天恰好来马先生家访问他的老师，知道我们一家逃难来此，便热情相助答应觅屋。那时马先生已决定迁居离桐庐２０华里的阳山坂的汤庄。爸爸要追随马先生，也想在阳山坂附近找房子。恰好童鑫森有朋友叫盛梅亭的，在阳山坂附近的“河头上”当小学校长，他叔父是乡长，把三开间楼屋借给我们住，还不肯收房租，说是“我要感谢日本鬼。不是他们作乱，如何请得到你们来住。”后来我家从广西逃往贵州时，爸爸靠一幅画成行。友人称他那次逃难为“艺术的逃难”。其实，从桐庐开始，就是“艺术的逃难”了。如童先生不是丰画的仰慕者，爸爸又如何租得河头上的房子！
１１月２８日，在马先生家已打搅到第４天，我们一行１６人，借助了马先生运书的船，沿桐江来到了逃难的第一个新巢———“河头上”。一路上，吸引爸爸视线的不是桐江两岸的美景，而是船头上的白布旗，旗上“桐庐县政府封”六字，是马先生亲笔所写。爸爸对马先生随意书写的字很欣赏，曾经拿他寄来的信封上“丰子恺”三字制版印到自己的名片上。
“河头上”盛乡长的三楼三底房子竟是新造的，连梁上的红纸儿都还没褪色。楼下大概是客厅厨房之类，不能住人吧。所以我们只能在楼上几间铺上稻草，设置铺位。这么多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如何搭配，是有困难的。不知怎么一来，我这个女孩却被安排在平伯和章桂哥他们大男人的一间里。我为此表示抗议，却被爸爸骂了几句，哭了一场。是啊，男女老少１６人，叫爸爸如何安排得过来呢。
一两天后，马先生迁到了汤庄，王星贤先生及其家属随行。两地相距不过半公里。爸爸从此常访汤庄（至多隔一二天），聆听马先生的教诲。冬天风和日暖，他们便在竹林旁晒太阳（即“负暄”），马先生学问渊博，见解高远，引证古人的话，都能背诵原文。他过目成诵，一目十行，爸爸佩服得五体投地。
爸爸常访汤庄，我们孩子们在河头上也玩得很痛快。有文的玩法，武的玩法。我两者都参加。三个姐姐年龄相近：１８、１７、１６。她们常到屋后大院子里稻草堆上晒太阳，用稻草来编制指环之类的种种玩意儿。我也参加在内，向她们学编织。嘴馋了，就走出后院，那里有一大片萝卜地。我们悄悄地拔了几个，到旁边的小池塘里把泥洗干净就啃起来。又甜又嫩，味道真好啊！这种“偷”的行径很快就被萝卜地的主人家发现。可她们不但不骂，还争相“邀请”我们下次“偷”她们家的。那种晒太阳“偷萝卜”的情景，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至今难忘。
华瞻哥比元草哥大三岁，是玩儿的好搭档。他们才不参加我们女孩子玩呢。他们玩武的。我比元草哥小两岁，也喜欢和他们一起玩。我们住处附近有一座小山。我们常爬上山去玩。那山上只有野草。我们采了几个红色的小果子，不能吃的，我至今叫不出它的名字。我们拿回住处，把它们放在前院的水缸边上，用我们自制的弹皮弓射击，比谁击中得多。总之，在河头上的２３天，是很值得憧憬的。
爸爸除了去汤庄负暄，聆听马一浮先生的教诲外，还有另外的交游。这里让我引用他在《桐庐负暄》一文中的一段文字，以代替我拙劣的转述：
这一住虽只二十三天，却结了不少的人缘。至今回想起来，还觉得有一根很长的线，一端缚在桐庐的河头上，迤逦经过江西、湖南、广西，而入贵州，另一端缚住在我们的心头上。第一是几家邻居：右邻是盛氏的长房，主人名盛宝函的，是一个五六十岁的ｌａｕｄｓｐｅａｋｅｒ（吟按：意即扬声器，这里指大喉咙），读书而躬耕，可称忠厚长者。他最先与我相过从。他的儿子，一个毛二十岁的文弱青年，曾经想进音乐学校的，便与我格外亲近。讲起他的内兄，姓袁的，开明书店编辑部里的职员，“史资料》上发表的《忆抗战期间的子恺叔》一文中说：
临行前，子恺叔因路费不多，曾命我进入被围的杭州，去取存在中国银行的尚未到期的二百元存款，谁知我到达杭州之后，因找不到保人，徒劳而返。
后来听章桂哥说，他此次去杭州，差点回不来。银行碰了钉子，只得速回长途汽车站，打算赶回桐庐。但汽车已停开。他连忙奔往轮船码头。轮船也停驶了。他想起那汽车站内还停着一辆车，想必是职工们留着自己逃离时用的。机灵的章桂哥又速速奔回长途汽车站，果然，职工们都在往车上爬。他从后窗倏地一下钻进汽车。人多得站立无地，只能腾空着脚挤在众人中间。人家也顾不得去认他是否自己同事，就这样逃离了虎口，回到了河头上。
河头上炮声也已隐隐可闻。大人们讨论：是远行还是避深山？爸爸主张远行，而且力劝马先生也走。马先生虽孑然一身，但有亲戚学生童仆相从，暂时不作远行的打算。我们一行１６人，爸爸说当时已只剩盘缠３００元了，况且有老太太，怎能远行！
张立名先生曾对爸爸表示：老太太可留在这里，由他照顾。爸爸感激他“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一番诚意。最后，打算大家上船形岭暂避。爸爸和马先生等由黄宾鸿先生陪同，上山去过一回，受到热情款待和欢迎。但终于没有举家上山，只是把我外婆寄在山上。这里有一段令人伤心的过程。
这一天，爸爸再赴汤庄劝马先生远行，马先生仍不改初衷。爸爸随即找妈妈、满娘和宝姐一起商量，决定流徙远方，以长沙为目的地。但外婆年近七十，当时谣传前途交通极其困难，有时恐要步行。爸爸打算把老人家寄在船形岭黄家，便征求妈妈的意见。妈妈向来是服从爸爸的。何况那时还有旧思想残余，外婆长住女婿家，似乎不是应该的事。只因当初正在做客，才跟了一起逃出来。妈妈一直于心不安，这时只得答应。便与外婆商量。外婆自觉年事已高，不便远行拖累女婿，就同意了。于是爸爸就和黄宾鸿先生商量，蒙他一口答应。当天就雇了一乘轿子，由黄宾鸿先生带路，章桂哥陪伴，把外婆送上山去。临行时，外婆叫宝姐再为她“通一次眼睛”，也就是在棕绷上拔一根棕毛，把外婆的泪管通一下。其实这是一件很不卫生的事，但当时限于条件，只能用这种土办法解决困难，这种事还只有细心的宝姐会做。外婆对她说：“到了山上，以后就没人替我做这件事了！”妈妈和我们都偷偷地流眼泪。爸爸在《桐庐负暄》一文中说：
我心中除了离别之苦以外，又另有一种难过：我不能救庇一位应该供养的老人，临难把她委弃在异乡的深山中，这是何等惭愧的事！
送走外婆后，爸爸又到汤庄辞别马一浮先生，然后和诸位邻人一一告别，依依不舍，忙了一天。“悲莫悲于生别离”，爸爸鬓边平添了不少白发。
我到如今８０岁的高龄，还时刻怀念着桐庐“河头上”和船形岭，想去看看。逃难一路，除了萍乡暇鸭塘和都均没有机缘而未再去，其他地方我都去看过了，桐庐应该去看看了。黄宾鸿先生之弟黄宾笙先生就住在上海我家附近。二姐之子宋雪君志愿为我驾车，与妻乐岚同行。我们就烦黄先生带路，于２００８年４月９日到了桐庐“河头上”。通过好几位引路人一路问去，居然看到７１年前我们住过的那楼房还在，只是显得又小又旧，已变成回收废品的人所住。次日又上船形岭，受到乡亲们热情接待。外婆住过的房子居然还在。还有马一浮先生为黄家祖坟题写的碑文。我向坟内老者三鞠躬，以表示对他在危难之中收留我外婆的谢忱。
再回过来叙当年的事吧。１２月２１日，我们离开了河头上，先坐船到桐庐，再换大船往兰溪。盘缠不多，坐船较便宜。
这时，我们的逃难队伍虽然仍是１６人，内容却已有改变。外婆寄到船形岭上去了，干练的平伯因为家有老小，不便远行，只身冒险回敌占区去
了。阿芳也已回去。平伯有一个朋友叫车汉亮，据说是在分水江上游搞水文工作的，住在我们附近的江边。爸爸去托他找船时，知他也有远行之意，便约他同行。是他帮我们找了一只小船从“河头上”送到桐庐。他带两个儿子乔琪、乔德同行。这位车先生有一个口头禅，惯于在主语以后加“过之后”三字。我们就在背后学他，并加以夸张：“我过之后姓车”，“我的大儿子过之后在兰溪工作”。孩子一路不必操心，所以常找些小事开开玩笑。
下午在桐庐找到了一只大船，２８元送到兰溪。两点开船，刚撑离岸，爸爸见妈妈别过头去擦眼泪，我们都神情惘然，若有所失。不知谁首先说破了：“外婆悔不同了来！”别的孩子也议论起此事来。
爸爸未尝不在考虑此事，他一路在观察，发觉舟车交通并不像想象那么困难，桐庐到兰溪的公共汽车还通。于是他马上下个决心，喊船夫停船，派章桂哥上岸步行回船形岭，把外婆接下山搭公共汽车到兰溪相聚。逃难诗中关于这一情节，我们只记得以下４句：
听说行路难，其实也平常。连忙派章桂，接待外婆×。
１２月２３日上午，我们的船到达兰溪。算算外婆也该到达了。妈妈和宝姐立刻上岸，向汽车站奔去。大约一小时后，他们回来了，宝姐向船里欢呼；“外婆失而复得！”好像报告战绩一样。我们在船里热烈欢呼响应。爸爸心里这才放下了一块大石头。
章桂哥后来叙述一路的经过。他说他是步行二十几里路到河头上的。半夜上山，雇了两顶“滑竿”（即简便轿子），接了外婆直接抬到桐庐。在桐庐遇到上海交通大学两个学生，便合作由章桂哥管双方的行李，学生上车为外婆抢座位，章桂哥再递上行李。汽车到了渡口，要摆渡改乘对岸的汽车了。人必须下车步行到很远的江边。章桂哥把行李交给二学生先走，他扶着外婆走得很慢。走到渡口，船已开到对岸，时局紧张，本不再开回来。正在为难之时，天无绝人之路，只见一批警察骑马而来，在六和塔把省警察局封存的船让一只给我们的那位赵巡官竟又重逢了。这位赵巡官一吹哨子，那摆渡船就回来了。马匹先下船，赵巡长叫章桂哥搀着外婆站在马头前，马就不会踢到他们。到对岸，末班汽车已开走。坐前头一班渡船的两学生虽能赶上坐那汽车，但他们不上车，带着行李在旅馆里等外婆，一起坐次日的汽车到了兰溪。
逃难一路上有这么多好人相助，使我们深感抗日期间民众团结一致的伟大精神！
决心去长沙
在到兰溪之前，我们的船停泊在建德附近的三河镇时，爸爸上岸了解情况，得知形势并不乐观，去长沙一路艰难险阻。但爸爸认为事已至此，非努力向前不可。他在１９３８年写的《决心》一文中下定决心说：
我定要带了完全无缺的团体到湖南！
船到兰溪，我们上岸到临江旅馆住宿。爸爸一路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所以在旅馆登记牌上写“丰润”这个旧时的学名。（当时的旅馆，都把住客的名字写上牌子挂在柜台上方。）事有凑巧，爸爸早年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念书时的同学曹聚仁也住在这旅馆里。他浑身军装，担任着各报的战地记者。据章桂哥在《忆抗战期间的子恺叔》一文中说，曹先生担任中央通讯社东南战区特派员。文中还说：
曹先生……对子恺叔怕暴露身份的做法不敢赞同，劝子恺叔：为了在途中能得到各方协助，顺利到达大后方，一定要把“丰子恺”三字打出去，并且相帮用急件印了名片。这一改变，作用甚大，在兰溪就立即见效，那就是存在杭州中国银行的二百元存款，去杭州不能领取，在兰溪不用保人，只凭“丰子恺”三字就很顺利地取到了。
爸爸正要打听一路的情况，所以一遇到曹聚仁，如获至宝，马上问他去长沙的事。想不到曹先生断然地说：你们要到长沙、汉口，不可能！他说他们单身军人，可搭军用车的，尚且不容易去，何况带了老幼十余人！去了也一定会半途折回。他劝我们还是到浙江的永康或仙居，那里路近，生活水平又低，还有一个老同学叫黄隐秋的，家在仙居。爸爸听了他诚恳的忠告，一时就打消了西行的决心，同意去仙居。
这天晚上，曹聚仁先生在聚丰园请客。爸爸和满娘带了我哥哥姐姐共六人赴宴。回来后，爸爸和满娘及车汉亮先生商量一下，觉得还是非西行不可。于是写了一张条子，托旅馆老板转交曹聚仁先生，谢他招待的厚意，并为自己改变主意失约而道歉。我们另雇了一只船，往常山方向去了。
我后来读了爸爸的《一饭之恩》一文，认为这一重要的决定，和曹聚仁先生在筵席上的一番话有很大的关系。曹先生问我爸爸：
“你的孩子中有几人喜欢艺术？”
“一个也没有！”爸爸回答。
“很好！”曹先生表示赞许。
爸爸后来在该文中回答曹先生这“很好“两字，这样说：
我当时想不通不喜欢艺术“很好”的道理。……现在我们中国正在受暴敌的侵略，好比一个人正在受病菌的侵扰而害着大病。大病中要服剧烈的药，才可制胜病菌，挽回生命。抗战就是一种剧烈的药。然这种药只能暂用，不可常服。等到病菌已杀，病体渐渐复原的时候，必须改吃补品和粥饭，方可完全恢复健康。补品和粥饭是什么呢？就是以和平、幸福、博爱、护生为旨的“艺术”。
我的儿女对于“和平幸福之母”的艺术，不甚爱好，少有理解。我正引为憾事，叹为妖孽。聚仁兄反说“很好”，不知其意何居？难道他以为此次抗战，是以力服人，以暴易暴；想步墨索里尼、希特勒、日本军阀之后尘，而为扰乱世界和平的魔鬼之一吗？我相信他绝不如此。因为我们抗战的主旨处处说着：为和平而奋斗！为人道而抗战！我们的优待俘虏，就是这主旨的实证。
从前我们研究绘画时，曾把画人分为两种：具有艺术思想，能表现人生观的，称为“画家”，是可敬佩的。没有思想，只有技巧的，称为“画匠”……我以为军人也可分为两种：为和平而奋斗，为人道而抗战，以战非战，以杀止杀的，称为“战士”，是我敬佩的。抚剑疾视，好勇斗狠，以力服人，以暴易暴的，称为“战匠”，是应该服上刑的。……
杜诗云：“天下尚未宁，健儿胜妇孺。”在目前，健儿的确胜于腐儒。有枪的能上前线去杀敌。穿军装的逃起难来比穿长衫的便宜。但“威天下，不以兵甲之利”。最后的胜利，不是健儿所能独得的！“仁者无敌”，兄请勿疑！
爸爸对他的老同学显然很恼火。我后来又在他《未来的国民———新枚》（１９３８年作）一文中发现，原来曹先生还给他讲过一个故事，这故事讲得确实有点过分，难怪爸爸如此反感。引用如下：
去年十二月底，我率眷老幼十人仓皇地经过兰溪，途遇一位做战地记者的老同学，他可怜我，请我全家去聚丰园吃饭。座上他郑重地告诉我：“我告诉你一件故事。这故事其实是很好的。”他把“很好”二字特别提高。“杭州某人率眷坐汽车过江，汽车停在江边时，一小孩误踏机关，车子开入江中，全家灭顶。”末了他又说一句：“这故事其实是很好的。”我知道了，他的意思，是说“像你这样的人，拖了这一群老小逃难，不如全家死了干净。”这是何等浅薄的话，这是何等不仁的话！我听了在心中不知所云。我们中国有着这样的战地记者，无怪第一期抗战要失败了。我吃了这顿“嗟来之食”，恨不得立刻吐出来还了他才好。然而过后我也并不介意。因为这半是由我自取。我在太平时深居简出，作文向不呐喊。逃难时警察和县长比我先走，地方混乱。我愤恨政府，曾经自称“老弱”，准备“转乎沟壑”，以明政府之罪。
第 7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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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个难民住在马一浮先生家，终非长久之计。
马先生在桐庐时身边有两位门人，一位叫王星贤，另一位叫张立明。都是圣贤之辈。王星贤先生有一个学生叫童鑫森，早先曾通过某种关系向我爸爸要过一幅画。这天恰好来马先生家访问他的老师，知道我们一家逃难来此，便热情相助答应觅屋。那时马先生已决定迁居离桐庐２０华里的阳山坂的汤庄。爸爸要追随马先生，也想在阳山坂附近找房子。恰好童鑫森有朋友叫盛梅亭的，在阳山坂附近的“河头上”当小学校长，他叔父是乡长，把三开间楼屋借给我们住，还不肯收房租，说是“我要感谢日本鬼。不是他们作乱，如何请得到你们来住。”后来我家从广西逃往贵州时，爸爸靠一幅画成行。友人称他那次逃难为“艺术的逃难”。其实，从桐庐开始，就是“艺术的逃难”了。如童先生不是丰画的仰慕者，爸爸又如何租得河头上的房子！
１１月２８日，在马先生家已打搅到第４天，我们一行１６人，借助了马先生运书的船，沿桐江来到了逃难的第一个新巢———“河头上”。一路上，吸引爸爸视线的不是桐江两岸的美景，而是船头上的白布旗，旗上“桐庐县政府封”六字，是马先生亲笔所写。爸爸对马先生随意书写的字很欣赏，曾经拿他寄来的信封上“丰子恺”三字制版印到自己的名片上。
“河头上”盛乡长的三楼三底房子竟是新造的，连梁上的红纸儿都还没褪色。楼下大概是客厅厨房之类，不能住人吧。所以我们只能在楼上几间铺上稻草，设置铺位。这么多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如何搭配，是有困难的。不知怎么一来，我这个女孩却被安排在平伯和章桂哥他们大男人的一间里。我为此表示抗议，却被爸爸骂了几句，哭了一场。是啊，男女老少１６人，叫爸爸如何安排得过来呢。
一两天后，马先生迁到了汤庄，王星贤先生及其家属随行。两地相距不过半公里。爸爸从此常访汤庄（至多隔一二天），聆听马先生的教诲。冬天风和日暖，他们便在竹林旁晒太阳（即“负暄”），马先生学问渊博，见解高远，引证古人的话，都能背诵原文。他过目成诵，一目十行，爸爸佩服得五体投地。
爸爸常访汤庄，我们孩子们在河头上也玩得很痛快。有文的玩法，武的玩法。我两者都参加。三个姐姐年龄相近：１８、１７、１６。她们常到屋后大院子里稻草堆上晒太阳，用稻草来编制指环之类的种种玩意儿。我也参加在内，向她们学编织。嘴馋了，就走出后院，那里有一大片萝卜地。我们悄悄地拔了几个，到旁边的小池塘里把泥洗干净就啃起来。又甜又嫩，味道真好啊！这种“偷”的行径很快就被萝卜地的主人家发现。可她们不但不骂，还争相“邀请”我们下次“偷”她们家的。那种晒太阳“偷萝卜”的情景，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至今难忘。
华瞻哥比元草哥大三岁，是玩儿的好搭档。他们才不参加我们女孩子玩呢。他们玩武的。我比元草哥小两岁，也喜欢和他们一起玩。我们住处附近有一座小山。我们常爬上山去玩。那山上只有野草。我们采了几个红色的小果子，不能吃的，我至今叫不出它的名字。我们拿回住处，把它们放在前院的水缸边上，用我们自制的弹皮弓射击，比谁击中得多。总之，在河头上的２３天，是很值得憧憬的。
爸爸除了去汤庄负暄，聆听马一浮先生的教诲外，还有另外的交游。这里让我引用他在《桐庐负暄》一文中的一段文字，以代替我拙劣的转述：
这一住虽只二十三天，却结了不少的人缘。至今回想起来，还觉得有一根很长的线，一端缚在桐庐的河头上，迤逦经过江西、湖南、广西，而入贵州，另一端缚住在我们的心头上。第一是几家邻居：右邻是盛氏的长房，主人名盛宝函的，是一个五六十岁的ｌａｕｄｓｐｅａｋｅｒ（吟按：意即扬声器，这里指大喉咙），读书而躬耕，可称忠厚长者。他最先与我相过从。他的儿子，一个毛二十岁的文弱青年，曾经想进音乐学校的，便与我格外亲近。讲起他的内兄，姓袁的，开明书店编辑部里的职员，“史资料》上发表的《忆抗战期间的子恺叔》一文中说：
临行前，子恺叔因路费不多，曾命我进入被围的杭州，去取存在中国银行的尚未到期的二百元存款，谁知我到达杭州之后，因找不到保人，徒劳而返。
后来听章桂哥说，他此次去杭州，差点回不来。银行碰了钉子，只得速回长途汽车站，打算赶回桐庐。但汽车已停开。他连忙奔往轮船码头。轮船也停驶了。他想起那汽车站内还停着一辆车，想必是职工们留着自己逃离时用的。机灵的章桂哥又速速奔回长途汽车站，果然，职工们都在往车上爬。他从后窗倏地一下钻进汽车。人多得站立无地，只能腾空着脚挤在众人中间。人家也顾不得去认他是否自己同事，就这样逃离了虎口，回到了河头上。
河头上炮声也已隐隐可闻。大人们讨论：是远行还是避深山？爸爸主张远行，而且力劝马先生也走。马先生虽孑然一身，但有亲戚学生童仆相从，暂时不作远行的打算。我们一行１６人，爸爸说当时已只剩盘缠３００元了，况且有老太太，怎能远行！
张立名先生曾对爸爸表示：老太太可留在这里，由他照顾。爸爸感激他“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一番诚意。最后，打算大家上船形岭暂避。爸爸和马先生等由黄宾鸿先生陪同，上山去过一回，受到热情款待和欢迎。但终于没有举家上山，只是把我外婆寄在山上。这里有一段令人伤心的过程。
这一天，爸爸再赴汤庄劝马先生远行，马先生仍不改初衷。爸爸随即找妈妈、满娘和宝姐一起商量，决定流徙远方，以长沙为目的地。但外婆年近七十，当时谣传前途交通极其困难，有时恐要步行。爸爸打算把老人家寄在船形岭黄家，便征求妈妈的意见。妈妈向来是服从爸爸的。何况那时还有旧思想残余，外婆长住女婿家，似乎不是应该的事。只因当初正在做客，才跟了一起逃出来。妈妈一直于心不安，这时只得答应。便与外婆商量。外婆自觉年事已高，不便远行拖累女婿，就同意了。于是爸爸就和黄宾鸿先生商量，蒙他一口答应。当天就雇了一乘轿子，由黄宾鸿先生带路，章桂哥陪伴，把外婆送上山去。临行时，外婆叫宝姐再为她“通一次眼睛”，也就是在棕绷上拔一根棕毛，把外婆的泪管通一下。其实这是一件很不卫生的事，但当时限于条件，只能用这种土办法解决困难，这种事还只有细心的宝姐会做。外婆对她说：“到了山上，以后就没人替我做这件事了！”妈妈和我们都偷偷地流眼泪。爸爸在《桐庐负暄》一文中说：
我心中除了离别之苦以外，又另有一种难过：我不能救庇一位应该供养的老人，临难把她委弃在异乡的深山中，这是何等惭愧的事！
送走外婆后，爸爸又到汤庄辞别马一浮先生，然后和诸位邻人一一告别，依依不舍，忙了一天。“悲莫悲于生别离”，爸爸鬓边平添了不少白发。
我到如今８０岁的高龄，还时刻怀念着桐庐“河头上”和船形岭，想去看看。逃难一路，除了萍乡暇鸭塘和都均没有机缘而未再去，其他地方我都去看过了，桐庐应该去看看了。黄宾鸿先生之弟黄宾笙先生就住在上海我家附近。二姐之子宋雪君志愿为我驾车，与妻乐岚同行。我们就烦黄先生带路，于２００８年４月９日到了桐庐“河头上”。通过好几位引路人一路问去，居然看到７１年前我们住过的那楼房还在，只是显得又小又旧，已变成回收废品的人所住。次日又上船形岭，受到乡亲们热情接待。外婆住过的房子居然还在。还有马一浮先生为黄家祖坟题写的碑文。我向坟内老者三鞠躬，以表示对他在危难之中收留我外婆的谢忱。
再回过来叙当年的事吧。１２月２１日，我们离开了河头上，先坐船到桐庐，再换大船往兰溪。盘缠不多，坐船较便宜。
这时，我们的逃难队伍虽然仍是１６人，内容却已有改变。外婆寄到船形岭上去了，干练的平伯因为家有老小，不便远行，只身冒险回敌占区去
了。阿芳也已回去。平伯有一个朋友叫车汉亮，据说是在分水江上游搞水文工作的，住在我们附近的江边。爸爸去托他找船时，知他也有远行之意，便约他同行。是他帮我们找了一只小船从“河头上”送到桐庐。他带两个儿子乔琪、乔德同行。这位车先生有一个口头禅，惯于在主语以后加“过之后”三字。我们就在背后学他，并加以夸张：“我过之后姓车”，“我的大儿子过之后在兰溪工作”。孩子一路不必操心，所以常找些小事开开玩笑。
下午在桐庐找到了一只大船，２８元送到兰溪。两点开船，刚撑离岸，爸爸见妈妈别过头去擦眼泪，我们都神情惘然，若有所失。不知谁首先说破了：“外婆悔不同了来！”别的孩子也议论起此事来。
爸爸未尝不在考虑此事，他一路在观察，发觉舟车交通并不像想象那么困难，桐庐到兰溪的公共汽车还通。于是他马上下个决心，喊船夫停船，派章桂哥上岸步行回船形岭，把外婆接下山搭公共汽车到兰溪相聚。逃难诗中关于这一情节，我们只记得以下４句：
听说行路难，其实也平常。连忙派章桂，接待外婆×。
１２月２３日上午，我们的船到达兰溪。算算外婆也该到达了。妈妈和宝姐立刻上岸，向汽车站奔去。大约一小时后，他们回来了，宝姐向船里欢呼；“外婆失而复得！”好像报告战绩一样。我们在船里热烈欢呼响应。爸爸心里这才放下了一块大石头。
章桂哥后来叙述一路的经过。他说他是步行二十几里路到河头上的。半夜上山，雇了两顶“滑竿”（即简便轿子），接了外婆直接抬到桐庐。在桐庐遇到上海交通大学两个学生，便合作由章桂哥管双方的行李，学生上车为外婆抢座位，章桂哥再递上行李。汽车到了渡口，要摆渡改乘对岸的汽车了。人必须下车步行到很远的江边。章桂哥把行李交给二学生先走，他扶着外婆走得很慢。走到渡口，船已开到对岸，时局紧张，本不再开回来。正在为难之时，天无绝人之路，只见一批警察骑马而来，在六和塔把省警察局封存的船让一只给我们的那位赵巡官竟又重逢了。这位赵巡官一吹哨子，那摆渡船就回来了。马匹先下船，赵巡长叫章桂哥搀着外婆站在马头前，马就不会踢到他们。到对岸，末班汽车已开走。坐前头一班渡船的两学生虽能赶上坐那汽车，但他们不上车，带着行李在旅馆里等外婆，一起坐次日的汽车到了兰溪。
逃难一路上有这么多好人相助，使我们深感抗日期间民众团结一致的伟大精神！
决心去长沙
在到兰溪之前，我们的船停泊在建德附近的三河镇时，爸爸上岸了解情况，得知形势并不乐观，去长沙一路艰难险阻。但爸爸认为事已至此，非努力向前不可。他在１９３８年写的《决心》一文中下定决心说：
我定要带了完全无缺的团体到湖南！
船到兰溪，我们上岸到临江旅馆住宿。爸爸一路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所以在旅馆登记牌上写“丰润”这个旧时的学名。（当时的旅馆，都把住客的名字写上牌子挂在柜台上方。）事有凑巧，爸爸早年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念书时的同学曹聚仁也住在这旅馆里。他浑身军装，担任着各报的战地记者。据章桂哥在《忆抗战期间的子恺叔》一文中说，曹先生担任中央通讯社东南战区特派员。文中还说：
曹先生……对子恺叔怕暴露身份的做法不敢赞同，劝子恺叔：为了在途中能得到各方协助，顺利到达大后方，一定要把“丰子恺”三字打出去，并且相帮用急件印了名片。这一改变，作用甚大，在兰溪就立即见效，那就是存在杭州中国银行的二百元存款，去杭州不能领取，在兰溪不用保人，只凭“丰子恺”三字就很顺利地取到了。
爸爸正要打听一路的情况，所以一遇到曹聚仁，如获至宝，马上问他去长沙的事。想不到曹先生断然地说：你们要到长沙、汉口，不可能！他说他们单身军人，可搭军用车的，尚且不容易去，何况带了老幼十余人！去了也一定会半途折回。他劝我们还是到浙江的永康或仙居，那里路近，生活水平又低，还有一个老同学叫黄隐秋的，家在仙居。爸爸听了他诚恳的忠告，一时就打消了西行的决心，同意去仙居。
这天晚上，曹聚仁先生在聚丰园请客。爸爸和满娘带了我哥哥姐姐共六人赴宴。回来后，爸爸和满娘及车汉亮先生商量一下，觉得还是非西行不可。于是写了一张条子，托旅馆老板转交曹聚仁先生，谢他招待的厚意，并为自己改变主意失约而道歉。我们另雇了一只船，往常山方向去了。
我后来读了爸爸的《一饭之恩》一文，认为这一重要的决定，和曹聚仁先生在筵席上的一番话有很大的关系。曹先生问我爸爸：
“你的孩子中有几人喜欢艺术？”
“一个也没有！”爸爸回答。
“很好！”曹先生表示赞许。
爸爸后来在该文中回答曹先生这“很好“两字，这样说：
我当时想不通不喜欢艺术“很好”的道理。……现在我们中国正在受暴敌的侵略，好比一个人正在受病菌的侵扰而害着大病。大病中要服剧烈的药，才可制胜病菌，挽回生命。抗战就是一种剧烈的药。然这种药只能暂用，不可常服。等到病菌已杀，病体渐渐复原的时候，必须改吃补品和粥饭，方可完全恢复健康。补品和粥饭是什么呢？就是以和平、幸福、博爱、护生为旨的“艺术”。
我的儿女对于“和平幸福之母”的艺术，不甚爱好，少有理解。我正引为憾事，叹为妖孽。聚仁兄反说“很好”，不知其意何居？难道他以为此次抗战，是以力服人，以暴易暴；想步墨索里尼、希特勒、日本军阀之后尘，而为扰乱世界和平的魔鬼之一吗？我相信他绝不如此。因为我们抗战的主旨处处说着：为和平而奋斗！为人道而抗战！我们的优待俘虏，就是这主旨的实证。
从前我们研究绘画时，曾把画人分为两种：具有艺术思想，能表现人生观的，称为“画家”，是可敬佩的。没有思想，只有技巧的，称为“画匠”……我以为军人也可分为两种：为和平而奋斗，为人道而抗战，以战非战，以杀止杀的，称为“战士”，是我敬佩的。抚剑疾视，好勇斗狠，以力服人，以暴易暴的，称为“战匠”，是应该服上刑的。……
杜诗云：“天下尚未宁，健儿胜妇孺。”在目前，健儿的确胜于腐儒。有枪的能上前线去杀敌。穿军装的逃起难来比穿长衫的便宜。但“威天下，不以兵甲之利”。最后的胜利，不是健儿所能独得的！“仁者无敌”，兄请勿疑！
爸爸对他的老同学显然很恼火。我后来又在他《未来的国民———新枚》（１９３８年作）一文中发现，原来曹先生还给他讲过一个故事，这故事讲得确实有点过分，难怪爸爸如此反感。引用如下：
去年十二月底，我率眷老幼十人仓皇地经过兰溪，途遇一位做战地记者的老同学，他可怜我，请我全家去聚丰园吃饭。座上他郑重地告诉我：“我告诉你一件故事。这故事其实是很好的。”他把“很好”二字特别提高。“杭州某人率眷坐汽车过江，汽车停在江边时，一小孩误踏机关，车子开入江中，全家灭顶。”末了他又说一句：“这故事其实是很好的。”我知道了，他的意思，是说“像你这样的人，拖了这一群老小逃难，不如全家死了干净。”这是何等浅薄的话，这是何等不仁的话！我听了在心中不知所云。我们中国有着这样的战地记者，无怪第一期抗战要失败了。我吃了这顿“嗟来之食”，恨不得立刻吐出来还了他才好。然而过后我也并不介意。因为这半是由我自取。我在太平时深居简出，作文向不呐喊。逃难时警察和县长比我先走，地方混乱。我愤恨政府，曾经自称“老弱”，准备“转乎沟壑”，以明政府之罪。
第 7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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