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 12 章
我和爸爸丰子恺 作者:丰一吟
第 12 章
画精品时，其实爸爸已有离桂师到宜山（吟按：今名宜州）浙江大学任教之意。爸爸在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２６日晚上收到郑晓沧先生从宜山发来电报，要爸爸说服由他推荐来桂师任教的王星贤先生去宜山浙大教英文。而在马一浮先生（当时已在宜山）给王先生的信里透露了郑先生也有聘请我爸爸去浙大之意。１２月２３日，马先生果然来信，说郑晓沧先生托转言，浙大要聘爸爸为艺术指导（职称为讲师），叫他下学期不要应聘桂师。
直到次年（１９３９）爸爸才正式收到浙大电报，这电报在途竟走了１３天！
于是爸爸开始觅船。然而从这天起到成行，由于舟车困难，直到三个多月后，即１９３９年４月５日，才离开泮塘岭去宜山。幸亏浙大开学也推迟到三月底，原因是校舍被敌机丢炸弹丛》索此稿，我即开始重作，允陆续寄去发表。不料广州遭大轰炸，只登二幅，余数幅均付洪乔。《文丛》暂告停刊。我亦不再续作。后《文丛》复刊，来函请续，同时君匋新办《文艺新潮》，亦屡以函电来索此稿。惜其时我已任桂林师范教师，不复有重作此画之余暇与余兴，故皆未能如命。今者，我辞桂林师范，将赴宜山浙江大学。行装已整，而舟车迟迟不至。因即利用此闲暇，重作漫画《阿Ｑ正传》。驾轻就熟，不旬日而稿已全部复活，与抗战前初作曾不少异。可见炮火只能毁吾之稿，不能夺吾之志。只要有志，失者必可复得，亡者必可复兴。此事虽小，可以喻大。因即将稿寄送开明，请速付印。……
文中提到的同乡人张逸心，胜利后多有往来。我记得爸爸曾对我说：“张逸心改名为张心逸了。他自己说的：良心要放在当中，所以这样改。”
文中提到的君匋先生，即钱君匋，是屠甸（今属桐乡）人，１９２３年进上海艺术师范学校，是爸爸的学生。抗战胜利后多有往来。前述爸爸不再为他在上海新办的《文艺新潮》续作漫画《阿Ｑ正传》，除了没有时间以外，还有一个原因：那时巴金的弟弟李采臣也来信请为他的《文丛》作漫画《阿Ｑ正传》。为了避免麻烦，他就干脆两边都不给了。
在寄出漫画《阿Ｑ正传》前，爸爸叫先姐用铅笔在薄纸上将画稿全部勾勒下来，以防原稿再次遗失。
我家在泮塘岭时期，诸姐还到５５里外的永福县去过。先是妈妈陪了先姐去看病，后来宝姐和软姐带了新枚也去过。两次都是爸爸陪送，据说有一次爸爸是步行７小时去的。
说起宝姐她们去的原因，是很可笑的。是因为有１８８师军队驻扎在我家邻屋，有一天，隔壁的连长太太来对满娘说，她要做个媒人，让我姐姐嫁给其同事某连长。过了几天，又有一兵士从隔壁门口交一封情书给宝姐，并叫了一声“陈宝姐”。宝姐把情书丢弃在地。那兵士急忙走开。宝姐软姐无法安居，才去永福避难的。
关于兵士投情书之事，还有下文呢。有一天，爸爸出门，遇邻家一兵士对他说：
“原来你就是丰子恺先生，……”
接着说了很多恭维话。语气之中含有道歉的意思。爸爸认得他就是投情书兵士的朋友。他们两人刚到泮塘岭时曾和爸爸交谈过一个黄昏，爸爸没有透露自己的姓名。现在他不知从何处得知了。而那投情书的兵士正好经过，见了爸爸，低了头急急走掉了。三天后，唐校长请驻军两江之李团长吃饭后，傍晚来看爸爸，说他已将兵士投情书之事告知广西当局。爸爸请他别再提此事，而且坚决不肯把那兵士的名字告诉他。同事傅彬然要集唐诗为爸爸送别，其中有“天下何人不识君”之句，爸爸对傅先生戏言说，这个“人”字应改为“兵”字。
爸爸在泮塘岭收到的信很多，房东谢四嫂以为他是当老板的。
爸爸要离开桂师，对于几位在桂师同事的好友十分留恋，对校长唐现之也依依不舍。爸爸对他说：“桂师是牛奶，不要当白开水冲药吃。”
在泮塘岭时还有两件小事。有一次，我和哥哥们去郊外玩，我采了一大捆芦苇，满心欢喜掮了回家，谁知房东谢四嫂见了大骂，把芦苇折断，全部扔出门外。我莫名其妙，放声大哭。爸爸出来一问，原来当地认为芦苇进门是不祥之兆，意味着家里死了人，芦苇作哭丧棒用。爸爸抚慰我，并教导说：“入境问俗。这里有这里的风俗习惯。我们要尊重他们！”
另一件事，便是我们自己用烂泥来制作麻将牌，晒干后贴上白纸，画上一张张牌的图像。不仅我们能以此自娱，连兵士们也来向我们借用。离泮塘岭时，泥牌当然丢弃了。后来到了重庆自建的屋中，又如法炮制，另做了一副麻将牌。
却说赴宜山的事拖延甚久。爸爸买来一株铁树种在租屋附近以为临别纪念。（六十年后我们去看时，这铁树早已不在。）外婆床边墙角下竟长出一株绿树来，可我们还迟迟不得动身。后来，总算可以成行了，爸爸便托人找船。原打算找一只大船。但因官方需要大批船只，私人就很难找到大船。到３月２２日那天，好容易托人从义宁找来两只小船，爸爸和华瞻哥前往江边看船，与船家约好下午三点先装行李，急急赶回家去整理行装，谁料途遇元草哥说傅彬然、贾祖璋两位先生特来通知，宜山方面有电话打到桂师，说日内派校车来接，请别雇船。爸爸只得托人转告船家，称因事延缓，会津贴船家一些钱。等到３月２５日，方才收到浙大电报，正式通知派校车来的事。次日爸爸就回掉了那两只小船，船家要求的补偿费十分合理，使爸爸深感广西人心地公平，令人起敬。
我们以为这下该很快就动身了。谁知一等又等了１１天。到４月５日校车来了，才知先前已来过一次。只因误听人言，说我们已动身，车便返回宜山。收到爸爸催发的电报，方才第二次来接。于是匆匆收拾行李，１１人上车。好友们来送行。
下午二时开车离两江，五时抵阳溯。次日过修江后，车忽抛锚，无法修好，须明日从宜山另放车来。于是在公路旁名三江街的小村宿小客栈。正逢清明瑶民集市，次日就去参观。下午三时宜山校车到，于是拖了病车，载了一车人，到榴江放下病车，开到柳州宿夜。
柳州有开明分店。章桂哥自崇德书店被焚后，又回开明。如今他正在开明柳州分店。浙大有办事处在柳州。招待很客气。
次日离柳州，于下午一时半抵宜山西门口。
宜山用警报欢迎我们
谁料刚到西门口，就被警察拦住，说是正在紧急警报中，不可进城。于是司机把车开回数公里，在荒郊停下来。我们都还没吃中饭，幸有一篮“清明粽子”随身带着，便以粽子充饥。眼看太阳西斜，料想警报已解除，便上车回城。车回到西门口，爸爸和华瞻哥先下车进城，见一饭店熏便叫华瞻哥来通知我们下车吃饭，他自己去南一街开明书店约金经理到这里来聚会。还没有走到十字路口，群众蜂拥而来，又是警报！爸爸只得跟随众人出北门，过浮桥，到对岸岩石间躲避。爸爸说他那时肚子饿了，只得连连抽烟。
我们这边的人也无法进饭店吃饭。六点半警报解除后，幸有王星贤先生及其子钧亮来把外婆、妈妈和新枚接到了预先租定的城郊“龙岗园”屋中。爸爸这头仍急急忙忙去开明邀金经理同到西门外来，见老弱已安排好，便和满娘带了我们一群儿女进城觅食。据说这天宜山一共发了三次空袭警报。迎接我们的已是第二次和第三次。因此这时饭店特别拥挤。一大群人只得到开明去要饭吃，还托一店员和王钧亮兄给龙岗园送了两客饭去。我们大批人马则到晚上１０时才来到龙岗园。
龙岗园据说是庆远民团副总指挥萧道隆的家居及后花园。我们住的是园丁房，三间，每间不到十平方米。原为开明书店租下的库房。除两张床外别无家具。幸有开明货包堆着。爸爸和兄姐们把货包抬下来平铺，就成了一张大床。其实爸爸已在城内南一街开明栈房租下房间，供他和几个大孩子住，但龙岗园也是他落脚之处。
次日早晨，又蒙王星贤夫妇送粥及米、菜来。患难中得好友热忱帮助，爸爸感激不尽，我却只知道有吃有睡就好，从不操心。早上起来，看见外面的花园不仅有花有树，还有假山亭台、岩石曲径，高兴得不得了。
次日爸爸进城，得知学校正在开会讨论迁云南的事。爸爸说，如真的迁校，他不打算再随校长途跋涉，他说干脆做宜山人算了。
这一路逃难，所居之处，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实在是太简陋了。龙岗园热天蚊子多，大概只有外婆和妈妈新枚有蚊帐，我们不知怎么过来了。一路逃难，发疟疾是常有的事，有天天发的，有间天发的。发作时冷得发抖，盖好几条棉被。还有大便往往成问题。外婆她们用马桶，马桶是要妈妈倒的。到了遵义后，我和元草哥常常成为妈妈到江边去倒马桶的助手。在龙岗园时可能是姐姐们当助手吧。但因人太多，我们孩子们就必须自己解决。我记得我们是先就地解决在破箩筐或旧报纸上，然后自己端到某处去倒掉。不记得是住在哪里的时候，我们竟用报纸包好了甩向墙外。不知墙外是否有人家，总是空地吧。真是野蛮得很。我家到桂林乡下后，爸爸总是在来往桂师和家里的途中在田野里就地解决的。有一次，他把帽子围巾等放在一旁蹲下来，被远处二男子看见，误以为是在干男女勾当，竟手持棍棒赶过来想要捉奸。爸爸以为他们要抢劫，连忙起身逃跑。那二人忽然停步，向他道歉。
龙岗园蜈蚣很多，而且很大。有一次妈妈在花园里收衣服，一条蜈蚣竟爬进她衣服里面，她觉得胸前冷冰冰的，用力一抖，抖出一条大蜈蚣来。我也曾受蜈蚣青睐。有一次在吃晚饭时，我头顶“啪”的一声响，我本能地把头往旁边侧了一下，一条二三十厘米长的蜈蚣从我头上掉到了地上。它显然是在天花板上爬不动才掉下来的。我中了“头彩”。我们都怕蜈蚣，但爸爸还要在墙上画一条大蜈蚣来给我们看，真是触目惊心！
爸爸对子女的教育十分重视。在龙岗园时请了浙大的学生周家驹来给姐姐哥哥们补理科，他自己教文科。我和元草哥也有幸受到爸爸亲自教我们礼仪。至今我只记得“户外有二屦，言闻声则入，不闻声则不入”这几句。还有例如给客人端茶，要用两只手端。如另一只手不方便，必须对客人说“对不起，我用一只手”。
教课总是在户外竹林下教。也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些简单家具，爸爸和大孩的房里也有了一张桌子。上，傍着桌子在油灯下做功课。有时去马一浮先生留下的燕山村（后由王星贤先生居住）跟一位姓丘的女家庭教师学习。王星贤先生也教过兄姐们英文。
空袭警报时时有。起初大家只是在花园里岩石边躲躲。但有一次继空袭警报后马上发出紧急警报，而且敌机真的来投弹了。大家钻进岩石下的缝阙中卧倒。幸而无恙。警报解除走出缝阙时，我发现自己的身体压死了一只癞蛤蟆。
警报太多了，我们成了惊弓之鸟。有一次街上的一排排地摊中有一人打算回家了，收起地摊，旁边的人以为警报来了，也一一跟着收摊。顿时居民也纷纷逃警报。还有一人呼唤其孩“金宝！金宝！”大家当作警报，连忙逃跑。
此后宜山又有一次警报，倒是真的。软姐抱着新枚跟爸爸满娘往野外跑，我也跟了去。遇到浙大七记其事。他在文中愤慨地说：
这一晚，我不胜委屈之情。我觉得“空袭”这一种杀人办法，太无人道。“盗亦有道”，则“杀亦有道”。大家在平地上，你杀过来，我逃。我逃不脱，被你杀死。这样的杀，在杀的世界中还有道理可说，死也死得情愿。如今从上面杀来，在下面逃命，杀的稳占优势，逃的稳是吃亏。死的事体还在其次，这种人道上的不平，和感情上的委屈，实在非人所能忍受！我一定要想个办法，使空中杀人者对我无可奈何，使我不再受此种委屈。
次日，我有办法了。吃过早饭，约了家里几个同志，携带着书物及点心，自动入山，走到四里外的九龙岩，坐在那大岩洞口读书。
逍遥一天，傍晚回家。我根本不知道有无警报了。这样的生活，继续月余，我果然不再受那种委屈。……
家里分两派：“胆小派”和“胆大派”。爸爸、满娘属胆小派，几个大孩子并不一定胆小，但跟惯了爸爸，也就一起跟着去逃警报。恩狗由他们抱走。妈妈一向属于“胆大派”，也许她是为了陪伴走不动的外婆。我和元草哥也总跟着妈妈留在家里。
我虽属“胆大派”，大概出于好奇心，也跟“胆小派”们去过九龙岩。他们抬着一锅稀饭，带着点心和书，以及被单布、尿布等，一路分几个休息点，轮流抱新枚。
六十年后我和宝姐再度去宜山的那回，龙岗园虽已不存，但那条溪水还在。宝姐指给我看她洗衣服时曾掉下水去的地方。我们靠当地政府和一位叫马玲的女企业家的帮助，也寻访了九龙岩，但已荒芜不堪，杂草丛生。他们带我们上去，马玲女士的丝袜也被草丛钩破了。九龙岩的洞内有了几个坟墓，据说因为这里风水好。我深深地感谢这里庇护了一代艺术家，使他远离敌机的侵袭。
却说这样的日子过了一二十天，终非长久之计，而时局未见好转，于是爸爸应学生欧同旺的邀请，把我们老幼６人送往宜山西北的思恩（今名环江）他大伯欧湘波家，自己和１６岁以上的三女一男留在宜山开明的租房里。教，读。
我们到了思恩，住在欧湘波家名叫“榴园”的一座小楼上。六十年后我和宝姐也去过思恩。有缘遇到一位妇女知道当年欧家的情况，便带我们去当年的“榴园”。那里已成为一个建筑工地，不过我们还是认出了那间用跳板架在灰堆上方的大厕所的原址。
那年爸爸一到思恩，第二天腿部就患横痃块。幸得欧同旺介绍一位山农，有祖传秘方，识山中草药，对跌打损伤有药到病除的功效。没多久果然痊愈了。爸爸有《病中日记》（１９３９年９月８日至１４日）记其事。
爸爸腿愈即回宜山。但时局越来越紧张。敌军在南宁登陆，向西北进攻宾阳。浙大在我们一家未到宜山时就曾打算迁云南，这时正商讨学校迁往何处，宾阳竟沦陷了！来不急组织迁校，只好“大难到头各自飞”，以贵州都匀为集合点。于是爸爸又要带领我们这支庞大的队伍继续逃难了。
“艺术的逃难”
这次逃难比以前困难的一点是我们家属分居两地。爸爸必须先设法叫我们思恩的人来到傍公路的德胜镇，等他们从宜山雇车经德胜载我们。那时通讯远非现在可比。我不记得爸爸给谁打了长途电话通知我们，那时一般私人家是没有电话的呀。反正我们连夜准备行装，打好铺盖，等待次日一早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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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精品时，其实爸爸已有离桂师到宜山（吟按：今名宜州）浙江大学任教之意。爸爸在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２６日晚上收到郑晓沧先生从宜山发来电报，要爸爸说服由他推荐来桂师任教的王星贤先生去宜山浙大教英文。而在马一浮先生（当时已在宜山）给王先生的信里透露了郑先生也有聘请我爸爸去浙大之意。１２月２３日，马先生果然来信，说郑晓沧先生托转言，浙大要聘爸爸为艺术指导（职称为讲师），叫他下学期不要应聘桂师。
直到次年（１９３９）爸爸才正式收到浙大电报，这电报在途竟走了１３天！
于是爸爸开始觅船。然而从这天起到成行，由于舟车困难，直到三个多月后，即１９３９年４月５日，才离开泮塘岭去宜山。幸亏浙大开学也推迟到三月底，原因是校舍被敌机丢炸弹丛》索此稿，我即开始重作，允陆续寄去发表。不料广州遭大轰炸，只登二幅，余数幅均付洪乔。《文丛》暂告停刊。我亦不再续作。后《文丛》复刊，来函请续，同时君匋新办《文艺新潮》，亦屡以函电来索此稿。惜其时我已任桂林师范教师，不复有重作此画之余暇与余兴，故皆未能如命。今者，我辞桂林师范，将赴宜山浙江大学。行装已整，而舟车迟迟不至。因即利用此闲暇，重作漫画《阿Ｑ正传》。驾轻就熟，不旬日而稿已全部复活，与抗战前初作曾不少异。可见炮火只能毁吾之稿，不能夺吾之志。只要有志，失者必可复得，亡者必可复兴。此事虽小，可以喻大。因即将稿寄送开明，请速付印。……
文中提到的同乡人张逸心，胜利后多有往来。我记得爸爸曾对我说：“张逸心改名为张心逸了。他自己说的：良心要放在当中，所以这样改。”
文中提到的君匋先生，即钱君匋，是屠甸（今属桐乡）人，１９２３年进上海艺术师范学校，是爸爸的学生。抗战胜利后多有往来。前述爸爸不再为他在上海新办的《文艺新潮》续作漫画《阿Ｑ正传》，除了没有时间以外，还有一个原因：那时巴金的弟弟李采臣也来信请为他的《文丛》作漫画《阿Ｑ正传》。为了避免麻烦，他就干脆两边都不给了。
在寄出漫画《阿Ｑ正传》前，爸爸叫先姐用铅笔在薄纸上将画稿全部勾勒下来，以防原稿再次遗失。
我家在泮塘岭时期，诸姐还到５５里外的永福县去过。先是妈妈陪了先姐去看病，后来宝姐和软姐带了新枚也去过。两次都是爸爸陪送，据说有一次爸爸是步行７小时去的。
说起宝姐她们去的原因，是很可笑的。是因为有１８８师军队驻扎在我家邻屋，有一天，隔壁的连长太太来对满娘说，她要做个媒人，让我姐姐嫁给其同事某连长。过了几天，又有一兵士从隔壁门口交一封情书给宝姐，并叫了一声“陈宝姐”。宝姐把情书丢弃在地。那兵士急忙走开。宝姐软姐无法安居，才去永福避难的。
关于兵士投情书之事，还有下文呢。有一天，爸爸出门，遇邻家一兵士对他说：
“原来你就是丰子恺先生，……”
接着说了很多恭维话。语气之中含有道歉的意思。爸爸认得他就是投情书兵士的朋友。他们两人刚到泮塘岭时曾和爸爸交谈过一个黄昏，爸爸没有透露自己的姓名。现在他不知从何处得知了。而那投情书的兵士正好经过，见了爸爸，低了头急急走掉了。三天后，唐校长请驻军两江之李团长吃饭后，傍晚来看爸爸，说他已将兵士投情书之事告知广西当局。爸爸请他别再提此事，而且坚决不肯把那兵士的名字告诉他。同事傅彬然要集唐诗为爸爸送别，其中有“天下何人不识君”之句，爸爸对傅先生戏言说，这个“人”字应改为“兵”字。
爸爸在泮塘岭收到的信很多，房东谢四嫂以为他是当老板的。
爸爸要离开桂师，对于几位在桂师同事的好友十分留恋，对校长唐现之也依依不舍。爸爸对他说：“桂师是牛奶，不要当白开水冲药吃。”
在泮塘岭时还有两件小事。有一次，我和哥哥们去郊外玩，我采了一大捆芦苇，满心欢喜掮了回家，谁知房东谢四嫂见了大骂，把芦苇折断，全部扔出门外。我莫名其妙，放声大哭。爸爸出来一问，原来当地认为芦苇进门是不祥之兆，意味着家里死了人，芦苇作哭丧棒用。爸爸抚慰我，并教导说：“入境问俗。这里有这里的风俗习惯。我们要尊重他们！”
另一件事，便是我们自己用烂泥来制作麻将牌，晒干后贴上白纸，画上一张张牌的图像。不仅我们能以此自娱，连兵士们也来向我们借用。离泮塘岭时，泥牌当然丢弃了。后来到了重庆自建的屋中，又如法炮制，另做了一副麻将牌。
却说赴宜山的事拖延甚久。爸爸买来一株铁树种在租屋附近以为临别纪念。（六十年后我们去看时，这铁树早已不在。）外婆床边墙角下竟长出一株绿树来，可我们还迟迟不得动身。后来，总算可以成行了，爸爸便托人找船。原打算找一只大船。但因官方需要大批船只，私人就很难找到大船。到３月２２日那天，好容易托人从义宁找来两只小船，爸爸和华瞻哥前往江边看船，与船家约好下午三点先装行李，急急赶回家去整理行装，谁料途遇元草哥说傅彬然、贾祖璋两位先生特来通知，宜山方面有电话打到桂师，说日内派校车来接，请别雇船。爸爸只得托人转告船家，称因事延缓，会津贴船家一些钱。等到３月２５日，方才收到浙大电报，正式通知派校车来的事。次日爸爸就回掉了那两只小船，船家要求的补偿费十分合理，使爸爸深感广西人心地公平，令人起敬。
我们以为这下该很快就动身了。谁知一等又等了１１天。到４月５日校车来了，才知先前已来过一次。只因误听人言，说我们已动身，车便返回宜山。收到爸爸催发的电报，方才第二次来接。于是匆匆收拾行李，１１人上车。好友们来送行。
下午二时开车离两江，五时抵阳溯。次日过修江后，车忽抛锚，无法修好，须明日从宜山另放车来。于是在公路旁名三江街的小村宿小客栈。正逢清明瑶民集市，次日就去参观。下午三时宜山校车到，于是拖了病车，载了一车人，到榴江放下病车，开到柳州宿夜。
柳州有开明分店。章桂哥自崇德书店被焚后，又回开明。如今他正在开明柳州分店。浙大有办事处在柳州。招待很客气。
次日离柳州，于下午一时半抵宜山西门口。
宜山用警报欢迎我们
谁料刚到西门口，就被警察拦住，说是正在紧急警报中，不可进城。于是司机把车开回数公里，在荒郊停下来。我们都还没吃中饭，幸有一篮“清明粽子”随身带着，便以粽子充饥。眼看太阳西斜，料想警报已解除，便上车回城。车回到西门口，爸爸和华瞻哥先下车进城，见一饭店熏便叫华瞻哥来通知我们下车吃饭，他自己去南一街开明书店约金经理到这里来聚会。还没有走到十字路口，群众蜂拥而来，又是警报！爸爸只得跟随众人出北门，过浮桥，到对岸岩石间躲避。爸爸说他那时肚子饿了，只得连连抽烟。
我们这边的人也无法进饭店吃饭。六点半警报解除后，幸有王星贤先生及其子钧亮来把外婆、妈妈和新枚接到了预先租定的城郊“龙岗园”屋中。爸爸这头仍急急忙忙去开明邀金经理同到西门外来，见老弱已安排好，便和满娘带了我们一群儿女进城觅食。据说这天宜山一共发了三次空袭警报。迎接我们的已是第二次和第三次。因此这时饭店特别拥挤。一大群人只得到开明去要饭吃，还托一店员和王钧亮兄给龙岗园送了两客饭去。我们大批人马则到晚上１０时才来到龙岗园。
龙岗园据说是庆远民团副总指挥萧道隆的家居及后花园。我们住的是园丁房，三间，每间不到十平方米。原为开明书店租下的库房。除两张床外别无家具。幸有开明货包堆着。爸爸和兄姐们把货包抬下来平铺，就成了一张大床。其实爸爸已在城内南一街开明栈房租下房间，供他和几个大孩子住，但龙岗园也是他落脚之处。
次日早晨，又蒙王星贤夫妇送粥及米、菜来。患难中得好友热忱帮助，爸爸感激不尽，我却只知道有吃有睡就好，从不操心。早上起来，看见外面的花园不仅有花有树，还有假山亭台、岩石曲径，高兴得不得了。
次日爸爸进城，得知学校正在开会讨论迁云南的事。爸爸说，如真的迁校，他不打算再随校长途跋涉，他说干脆做宜山人算了。
这一路逃难，所居之处，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实在是太简陋了。龙岗园热天蚊子多，大概只有外婆和妈妈新枚有蚊帐，我们不知怎么过来了。一路逃难，发疟疾是常有的事，有天天发的，有间天发的。发作时冷得发抖，盖好几条棉被。还有大便往往成问题。外婆她们用马桶，马桶是要妈妈倒的。到了遵义后，我和元草哥常常成为妈妈到江边去倒马桶的助手。在龙岗园时可能是姐姐们当助手吧。但因人太多，我们孩子们就必须自己解决。我记得我们是先就地解决在破箩筐或旧报纸上，然后自己端到某处去倒掉。不记得是住在哪里的时候，我们竟用报纸包好了甩向墙外。不知墙外是否有人家，总是空地吧。真是野蛮得很。我家到桂林乡下后，爸爸总是在来往桂师和家里的途中在田野里就地解决的。有一次，他把帽子围巾等放在一旁蹲下来，被远处二男子看见，误以为是在干男女勾当，竟手持棍棒赶过来想要捉奸。爸爸以为他们要抢劫，连忙起身逃跑。那二人忽然停步，向他道歉。
龙岗园蜈蚣很多，而且很大。有一次妈妈在花园里收衣服，一条蜈蚣竟爬进她衣服里面，她觉得胸前冷冰冰的，用力一抖，抖出一条大蜈蚣来。我也曾受蜈蚣青睐。有一次在吃晚饭时，我头顶“啪”的一声响，我本能地把头往旁边侧了一下，一条二三十厘米长的蜈蚣从我头上掉到了地上。它显然是在天花板上爬不动才掉下来的。我中了“头彩”。我们都怕蜈蚣，但爸爸还要在墙上画一条大蜈蚣来给我们看，真是触目惊心！
爸爸对子女的教育十分重视。在龙岗园时请了浙大的学生周家驹来给姐姐哥哥们补理科，他自己教文科。我和元草哥也有幸受到爸爸亲自教我们礼仪。至今我只记得“户外有二屦，言闻声则入，不闻声则不入”这几句。还有例如给客人端茶，要用两只手端。如另一只手不方便，必须对客人说“对不起，我用一只手”。
教课总是在户外竹林下教。也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些简单家具，爸爸和大孩的房里也有了一张桌子。上，傍着桌子在油灯下做功课。有时去马一浮先生留下的燕山村（后由王星贤先生居住）跟一位姓丘的女家庭教师学习。王星贤先生也教过兄姐们英文。
空袭警报时时有。起初大家只是在花园里岩石边躲躲。但有一次继空袭警报后马上发出紧急警报，而且敌机真的来投弹了。大家钻进岩石下的缝阙中卧倒。幸而无恙。警报解除走出缝阙时，我发现自己的身体压死了一只癞蛤蟆。
警报太多了，我们成了惊弓之鸟。有一次街上的一排排地摊中有一人打算回家了，收起地摊，旁边的人以为警报来了，也一一跟着收摊。顿时居民也纷纷逃警报。还有一人呼唤其孩“金宝！金宝！”大家当作警报，连忙逃跑。
此后宜山又有一次警报，倒是真的。软姐抱着新枚跟爸爸满娘往野外跑，我也跟了去。遇到浙大七记其事。他在文中愤慨地说：
这一晚，我不胜委屈之情。我觉得“空袭”这一种杀人办法，太无人道。“盗亦有道”，则“杀亦有道”。大家在平地上，你杀过来，我逃。我逃不脱，被你杀死。这样的杀，在杀的世界中还有道理可说，死也死得情愿。如今从上面杀来，在下面逃命，杀的稳占优势，逃的稳是吃亏。死的事体还在其次，这种人道上的不平，和感情上的委屈，实在非人所能忍受！我一定要想个办法，使空中杀人者对我无可奈何，使我不再受此种委屈。
次日，我有办法了。吃过早饭，约了家里几个同志，携带着书物及点心，自动入山，走到四里外的九龙岩，坐在那大岩洞口读书。
逍遥一天，傍晚回家。我根本不知道有无警报了。这样的生活，继续月余，我果然不再受那种委屈。……
家里分两派：“胆小派”和“胆大派”。爸爸、满娘属胆小派，几个大孩子并不一定胆小，但跟惯了爸爸，也就一起跟着去逃警报。恩狗由他们抱走。妈妈一向属于“胆大派”，也许她是为了陪伴走不动的外婆。我和元草哥也总跟着妈妈留在家里。
我虽属“胆大派”，大概出于好奇心，也跟“胆小派”们去过九龙岩。他们抬着一锅稀饭，带着点心和书，以及被单布、尿布等，一路分几个休息点，轮流抱新枚。
六十年后我和宝姐再度去宜山的那回，龙岗园虽已不存，但那条溪水还在。宝姐指给我看她洗衣服时曾掉下水去的地方。我们靠当地政府和一位叫马玲的女企业家的帮助，也寻访了九龙岩，但已荒芜不堪，杂草丛生。他们带我们上去，马玲女士的丝袜也被草丛钩破了。九龙岩的洞内有了几个坟墓，据说因为这里风水好。我深深地感谢这里庇护了一代艺术家，使他远离敌机的侵袭。
却说这样的日子过了一二十天，终非长久之计，而时局未见好转，于是爸爸应学生欧同旺的邀请，把我们老幼６人送往宜山西北的思恩（今名环江）他大伯欧湘波家，自己和１６岁以上的三女一男留在宜山开明的租房里。教，读。
我们到了思恩，住在欧湘波家名叫“榴园”的一座小楼上。六十年后我和宝姐也去过思恩。有缘遇到一位妇女知道当年欧家的情况，便带我们去当年的“榴园”。那里已成为一个建筑工地，不过我们还是认出了那间用跳板架在灰堆上方的大厕所的原址。
那年爸爸一到思恩，第二天腿部就患横痃块。幸得欧同旺介绍一位山农，有祖传秘方，识山中草药，对跌打损伤有药到病除的功效。没多久果然痊愈了。爸爸有《病中日记》（１９３９年９月８日至１４日）记其事。
爸爸腿愈即回宜山。但时局越来越紧张。敌军在南宁登陆，向西北进攻宾阳。浙大在我们一家未到宜山时就曾打算迁云南，这时正商讨学校迁往何处，宾阳竟沦陷了！来不急组织迁校，只好“大难到头各自飞”，以贵州都匀为集合点。于是爸爸又要带领我们这支庞大的队伍继续逃难了。
“艺术的逃难”
这次逃难比以前困难的一点是我们家属分居两地。爸爸必须先设法叫我们思恩的人来到傍公路的德胜镇，等他们从宜山雇车经德胜载我们。那时通讯远非现在可比。我不记得爸爸给谁打了长途电话通知我们，那时一般私人家是没有电话的呀。反正我们连夜准备行装，打好铺盖，等待次日一早出发。
第 1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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