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 17 章
我和爸爸丰子恺 作者:丰一吟
第 17 章
负挽看挥汗，驰驱有惭颜。恍然遵义县，未获叩君关。
诚挚的友情使爸爸感到无比温暖。
爸爸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时期最崇敬的老师之一夏丏尊先生曾于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１５日写一封很长的信寄来。昔年教国文的夏老师在这封信里大谈绘画。他给爸爸提出了“背景与人物并重”的画法。爸爸后来说，夏先生提倡的这种画法“可说是世界绘画倾向的一个预言”。
在我们将离开星汉楼时，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１８日晨，收到泉州开元寺性常法师发来的电报：爸爸另一位最崇敬的浙一师老师李叔同弘一大师于１０月１３日（农历九月初四）圆寂了。当时的电报在途竟走了５天！而且后来据妈妈回忆，那电文被邮局错写为“张一法师”。妈妈清楚地记得爸爸在窗前静坐了一会。爸爸没有惊慌，没有痛哭。他说，他的惊慌和痛哭在确定弘一大师必有一死之前早已在心中默默地做过了。他知道人生必有一死，他最尊敬的弘一大师也免不了。爸爸毕竟是佛教徒。他这种思想对我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如今我也有了生离死别的种种思想准备。
爸爸在心中发了一个愿：要为弘一大师画像１００尊，分寄各省信仰他的人，勒石立碑，以垂永久。预定到重庆动笔。然后爸爸照旧吃早饭，整行装，觅车子。
１９９４年我的皈依师新加坡佛教总会主席广洽法师圆寂后，我也仿照爸爸，许愿画１００尊佛像送给来信要求者。此消息在新加坡和上海一登出，马上收到了７封来自新加坡的特快专递求佛像。此后陆续来信远远超过１００人。我连超过的也都画给他们。
沙滩上的惨事
星汉楼对面是湘江，江边有沙滩。记得我和元草哥常常轮流帮妈妈拎外婆的马桶去江边洗。江景很美，有时我们顺便捡些好看的石子回来，也是一种乐趣。可是后来这沙滩遭殃了，成了枪毙抽鸦片人的地方！
抽鸦片确实不是一件好事。可当时大西南抽鸦片的人很多，记得在德胜给我们抬滑竿和挑行李到河池去的几个劳工竟也有抽鸦片的。抬了一段路休息时，他们就进入一家显然是熟门熟路的店里去过瘾了。鸦片真害人啊，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不去养家糊口，却在烟斗里烧掉。若要追究责任，那当然主要是贩鸦片的人，而不是抽上了瘾的受害者。当时政府明令禁烟，要抓贩烟的人。可是下面的执行者贪赃枉法，受了贩毒人的贿赂，抓些吸毒而送不起贿赂的穷人来顶罪。
记得南潭巷传来军号声，由远而近，我家就紧张起来。爸爸把星汉楼的窗户全关上，有意和家人讲些别的事以转变注意力。满娘则不断念佛。随着军号声越来越近，就有死者家属呼天喊地号哭之声，有人看见家属还拎着纸钱，准备等枪声一响就烧纸钱。最可怜的是小孩跟在后面大叫“爸爸不要去！爸爸不要去！”据说死者本人是被灌了铅粉之类的麻醉药，倒是没有号哭。最后，沙滩上就传来“砰砰”的枪声。我们家中一片寂静，就好像在为罪不该死的鬼魂致默哀。
有一次，那被枪毙的人的尸体竟停放在星汉楼西侧一棵大树底下！那是我们走南潭巷出去必经之路。我们胆小的人都吓坏了。尤其是晚上，死尸脚边点着一盏油灯，好像一点鬼火，更令人打寒战。我们白天要上街，就往东绕道。但总还是望得见死尸所在之地。
唉！以前害怕的事实在太多了。在大兴路上，我有一次独自一人回家走近狮子桥时，看见右侧岩壁上竖搁着一副担架，旁边两个抬担架的人在休息。我以为担架上是货物，哪里知道经过旁边时看见裹好的一长条下边露出两只光脚。是死人！我连忙逃。回到家里对爸爸说了，他不仅不安慰我，还给我讲了些“走尸”的故事，说是古时候要把尸体搬回家乡，用不着这样抬。有法术的人只要念起咒来，尸体就会跟着他走。爸爸讲得活龙活现，我还信以为真呢。
虽然沙滩上有惨事，但那种事发生后不久，爸爸早在日本就结识的老友陈之佛先生邀请他去重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就是如今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前身）当教授兼教务主任。国民党首都南京沦陷后，重庆成了临时的首都，名为“陪都”。吸引不少文艺界人士前往。爸爸当然也向往重庆，星汉楼不宜再住的想法也促成了重庆之行。
贵州访旧
不久，我大娘舅的长子徐岳英从沦陷区率眷到遵义来工作了。所以我们去重庆时，外婆由孙子接了去住，没跟我们去重庆。直到她去世前，因岳英哥打算来重庆工作，才把外婆先托人送来与我们重新相会。
说起外婆。我再讲一件小事。有时外婆由人陪着走出巷去，一路有人友善地称呼她“老太婆”，她回家后很不高兴，说这里的人怎么那么不客气，叫我老太婆。我们连忙为她解释：在故乡，称老太婆是不客气；在这里却很客气，等于称你老太太。外婆释然。
外婆腰疼，常叫我为她敲腰背；她还有胃病，经常要吃一种药片，总是由我替她去买。我也不知外婆哪里来的零用钱。家里是妈妈当家，妈妈总有零用钱给她吧。不过妈妈总有封建思想，觉得外婆住女儿家是不应该的，加之妈妈是个很节约的人，所以不会多给。记得外婆每次叫我买药时，那口袋里取出来的几张钞票好艰难好可怜似的。后来随着物价上涨，药价也涨了。我实在不忍把这消息告诉外婆。每次总是由我垫上。爸爸不定期会给我一点零用钱。
说起零用钱，我又要啰嗦几句。有一次爸爸可能有点大收入，竟给了我１０元法币，就好比现在给了小孩一张１００元人民币似的。我觉得自己发大财了，连忙带了一批小朋友到南潭巷口左首一家店里去吃抄手（即馄饨）。我这批小朋友当然包括恩狗佩贞桂侯等等在内，整整坐了一桌。
六十五年后的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１６日，我由女婿陪同，艺专老同学彭智敏由她第三女陪同，千里迢迢去贵州兴义与老同学傅世廉会面。世廉和智敏都是爸爸在艺专时的学生。世廉的第五子———当时是兴义市副市长，在贵阳相迎，款待我们住高级宾馆。次日专车直送兴义。黄昏到达，世廉已在宾馆里等我们。三个老同学拥抱欢庆，感慨万千。世廉那时８３岁。生有８个子女。真有“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之感。子女们陪同我们游玩了风景极美使人流连忘返的万峰湖和更美丽的万峰岭。１９日依依惜别，次年即２００８年初，世廉竟与世长逝！幸亏及时去看了她一面。
离兴义后，我和女婿又坐车去遵义访旧。这一路坐了九个多小时汽车（因贵阳到遵义正在修路）。我这把老骨头还算经得起长途跋涉。
一直留在遵义的老邻居蔡太太今年９２岁，身体健朗。除了我见过的子女外，后来又生下好几个，一共７子女。次日，蔡师母的次子桂侯夫妇和他的五妹陪同我先后访问了罗庄和南潭巷。桂侯当年才两岁，如今我和他“鬓发各已苍”。
两地都已彻底改观，老屋再也找不到了。罗庄只剩下这个名称，房子已不见踪影，陪游者总算能说出当时庄园的一个大致地点。本来出罗庄是新街。新街旁有座山，有一回妈妈叫我去街上买下粥的菜，我却被小友们劝说，一起上山去买地里拔起来的菠菜了，很迟才回家。大家都等着下粥菜呢。妈妈责备了我，我以新鲜的菠菜赎罪。如今山和新街都没有了，只有一条香港路。
到了南潭巷，则连熊家新楼所在的具体地点也难辨认了。潺潺湘江竟变成了一条静静的河。枪毙人的沙滩也没了，造起了林立的洋楼。在下面停尸的那棵大树更是没了踪影。南潭巷分成了东巷和西巷，中间被一条后来新建的万里路拦成两段。我总算在南潭西巷和丰乐路交汇的西南口找到了我带一批小孩吃馄饨的地方。狮子桥竟然还在，我还是不虚此行。不过搁死尸担架的地方那片岩石竟已被削掉，造了一排房子。六十五年前悲惨和恐怖的阴影早已消散，我在遵义看到了繁华和丰足。恩狗的青梅竹马女友佩贞本来约好陪我来，恩狗也曾约好陪我来。可我这次突然来到，往返于香港深圳的佩贞只好“遥控”，让弟妹们招待我们住在丁字口一家五星级宾馆的２０楼，好让我俯瞰全貌。佩贞和她在深圳的妹妹则不断来电问候，关怀备至。至于恩狗，已于２００５年先我离世，此次旧地重游，只好让他失约了。
蔡太太记性好，告诉了我一些当时的小事：例如，满娘不杀生，淘米时看见米虫也不弄死，取出来放到草地上。又如，有一天晚上蔡先生回来晚了，敲不开自家房门。敲门声惊动了妈妈满娘爸爸，他们先后下楼代敲代喊，蔡太太还是不醒，只得撬开插销才得进去。蔡太太直到第二天才知此事。
这回我在遵义还访问了爸爸在浙大时的一个学生名叫王质平的老先生。王先生今年８９岁。身体健朗。他１９８２年曾来上海探望我妈妈，所以还认得我。他家住在五楼，他很快就上了楼，我这个住了３０年电梯房、比他小十岁的人却爬了半天才上楼。他书案上有我爸爸的七卷本文集，还印制了三本他自己的文艺作品。我拿回家看了以后才知王先生在“文革”中备受苦难，几次死里逃生，才赢得这幸福的晚年。如今他是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颇有养生之道，精力充沛。我和他谈到京剧《甘露寺》，还一起唱了一段。
总之，我此次到贵州访旧，感慨甚多，收获不少，不虚此行。
逃难最后一站──重庆
我家去重庆是分两批走的，因为听说重庆房荒严重，虽然家里已只剩四人，还是不敢同行。爸爸和我带着行李先行。妈妈带着恩狗等爸爸租定房子后才来。本来说好邻居蔡绥远先生也和妈妈一起来的。但他终未成行，我们就此分别了，在蔡先生去世以前再也没见到他。
宝姐和华瞻哥本来进浙大文科一年级，在永兴读书。后来听说重庆中央大学文科好，便到重庆考入了中大外文系二年级念英文。考入以后校方才收到浙大保送的通知，他们成绩真好！他们比我们先到重庆。起初住在爸爸的好友陈之佛先生家，后来住校了。所以那时家里已只剩四人。而宝姐华瞻哥已在重庆，也是促成爸爸答应艺专聘请的原因之一。举家迁重庆，好让他们周末有个温暖的家好回来。
那时上大学学费虽昂贵，但据宝姐说，国民政府为了吸引学生不去解放区，推出了种种助学的办法。所以他们上大学，在经济上没让爸爸加重负担。而我连初一都没念完，前途茫茫，自己却一点也不担心。到重庆后，爸爸把我以“同等学历”塞进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人家都以为爸爸是要我继承他的画业才让我进艺专的。其实爸爸对子女选择专业从不干预。只是因为艺专当时的校长是爸爸的好友陈之佛先生，可以为我开开后门。我只记得考画时我画了一枝白描菊花，画线条时手是抖的。就这样糊里糊涂进了艺专。
刚到重庆时，我和爸爸就住在沙坪坝正街陈之佛先生家。陈先生来重庆早，住的房子较宽。有一间通向晒台的空房可供我们住。晒衣人要穿过此房。这已是很好的条件了。厨房兼饭厅在下面。从前面的马路看来那是地下室，但那房间后面却是平地。这是重庆山城的特点。
爸爸在这里生了一次副伤寒。
沙坪坝离重庆一二小时公共汽车路程。中央大学也在沙坪坝，所以周末宝姐和华瞻哥也来陈家。我家那么多人在陈家住宿吃饭，陈师母热诚对待，毫无怨言。我们如今回想起来都觉得不好意思。陈家有二子二女。幼子家玄、幼女修范都成了我的好朋友，直到现在还有往来。
１１月一到重庆，爸爸马上举办了他的个人画展。这是爸爸第一次举办亲自到场的画展（由别人代展不算在内）。地点是在重庆市中心的夫子池。展出的画，都是逃难中新作的山水人物彩色画，幅面约２３厘米宽，３０厘米高。爸爸说过他的画宜小不宜大。这尺寸已经比以前似信笺大的黑白漫画大多了。关于这次画展，爸爸有《画展自序》一文（１９４２年１１月）专记其事：
我生长在江南所见的都是人物相、社会相，却难得看到山景，从来没有见过崇山峻岭之美。所以抗战以前，我的画以人物描写为主，而且为欲抒发感兴，大都只是寥寥数笔的小画。这些画都用毛笔写成，都可照相制版刊印。抗战军兴，我暂别江南，率眷西行。一到浙南，就看见高山大水。经过江西湖南所见的又都是山。到了桂林，就看见所谓“甲天下”的山水。从此，我的眼光渐由人物移注到山水上。我的笔底也渐渐有山水画出现。我的画纸渐渐放大起来，我的用笔渐渐繁多起来。最初是人物为主，山水为背景。后来居然也写山水为主人物景点的画了。最初用墨水画，后来也居然用色彩作画了。好事的朋友，看见这是郑振铎先生最称赞的爸爸的漫画，题为《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我画山水拿古人来相比：这像石涛，这像云林。其实我一向画现代人物，以目前的现实为师，根本没有研究或临摹过古人的画。我的画山水，还是以目前的现实──黔贵一带山水──为师。古人说：“画不师古，如夜行无烛。”我不师古，恐怕全在暗中摸索？但摸了数年摸得着路，也就摸下去。──如上所说，我的画以抗战军兴为转机，已由人物为主变为山水为主，由小幅变为较大幅，由简笔变为较繁笔，由单色变为彩色了。
其实爸爸从１９２２年就开始“暗中摸索”了。他在《春晖》校刊第４期上发表的《经子渊先生的演讲》和《女来宾──宁波女子师范》这两幅画，就是“暗中摸索”出来的自己的风格。１９２４年发表在朱自清、俞平伯合办的《我们的七月》上的《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则更发挥了他“暗中摸索”出来的风格。这幅画立刻引起了上海《文学周报》主编郑振铎的注意。他说：
“我的情思……被他带到一个诗的仙境，我的心上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美感。”
于是，《文学周报》上便开始发表爸爸的简笔画，并冠之以“漫画”二字。后来，常有人称爸爸为“漫画的鼻祖”，爸爸自己并不这样认为。他只是“暗中摸索”出了自己的风格。至于“漫画”，事实上在中国早已有了，只是郑振铎先生第一次把这个名称冠到爸爸的画上。１９２５年１２月，《文学周报》社出版了爸爸第一本画集，就名为《子恺漫画》。
从黑白的人物漫画到彩色的山水人物画，确实是抗战以后爸爸画风的一大转变。宝姐说，她更喜欢爸爸的简笔人物画。我也有这样的感觉。不过，现在市面上所能看到的真迹，几乎只有彩色的山水人物画。那是因为黑白简笔画都已交出版社付印，书出版后原作是不归还作者的。加之那大多是早期作品，经过。在风生书店，我记得几件小事。
我们买了一架留声机（即唱机），还买了一批唱片，都是“拍卖行”里买来的。那时所谓拍卖行，其实是旧货店。店里卖旧唱片时不是随你选，而是捆在一起卖的。我们想买的唱片只是京剧的。可买来的唱片里京剧没几张。杂七杂八的很多，如德国大笑、广东音乐、苏滩、大鼓等等。爸爸在缘缘堂时就喜欢上了梅兰芳的京剧。我们受了影响，也喜欢了。每次买一沓来，总算有几张京剧。如果买到缘缘堂时有过的，如《天女散花》、《太真外传》、《打渔杀家》之类，旧友重逢，欢喜之至。不过德国大笑听听，引起我们哄堂大笑，也不错。大鼓是金万昌的《黛玉葬花》，竟听上了瘾。苏滩是王美玉的，一张《活捉张三郎》，我们至今还会唱；另一张苏滩不记得叫什么名称，内有一段“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真好听。苏滩这个剧种没有保存下来，真可惜了！
恩狗初见留声机，兴奋至极。他说：“我来敲！”以为声音是敲出来的。他最喜欢的却是广东音乐。唱片中间那圈是红的，他就称它为“红歌”。
在风生书店时，我买了几只小鸭来养。怕被猫吃掉，放在一只菜篮子里挂起来。谁知那猫从桌子上跳到篮子里，把几个小鸡的头咬掉了。我醒来一看，伤心极了。爸爸劝我别哭，指点我到后面山地上去埋葬了。说是山地，其实是平地。重庆是个山城，造的房子前面是平平的马路，二层楼的后间走出去是平平的泥地。
风生书店房子很矮，站在楼窗口，额上就是屋檐。那时已是四月中。有人忠告爸爸，说重庆的夏天是很热的，再过一个月，这前楼就会热得火坑似的，就算不怕热，也会发痧生病。于是爸爸又到处托人，终于在五月初找到了一间坟庄屋，如获至宝。
第 17 章
恋耽美
第 17 章
负挽看挥汗，驰驱有惭颜。恍然遵义县，未获叩君关。
诚挚的友情使爸爸感到无比温暖。
爸爸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时期最崇敬的老师之一夏丏尊先生曾于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１５日写一封很长的信寄来。昔年教国文的夏老师在这封信里大谈绘画。他给爸爸提出了“背景与人物并重”的画法。爸爸后来说，夏先生提倡的这种画法“可说是世界绘画倾向的一个预言”。
在我们将离开星汉楼时，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１８日晨，收到泉州开元寺性常法师发来的电报：爸爸另一位最崇敬的浙一师老师李叔同弘一大师于１０月１３日（农历九月初四）圆寂了。当时的电报在途竟走了５天！而且后来据妈妈回忆，那电文被邮局错写为“张一法师”。妈妈清楚地记得爸爸在窗前静坐了一会。爸爸没有惊慌，没有痛哭。他说，他的惊慌和痛哭在确定弘一大师必有一死之前早已在心中默默地做过了。他知道人生必有一死，他最尊敬的弘一大师也免不了。爸爸毕竟是佛教徒。他这种思想对我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如今我也有了生离死别的种种思想准备。
爸爸在心中发了一个愿：要为弘一大师画像１００尊，分寄各省信仰他的人，勒石立碑，以垂永久。预定到重庆动笔。然后爸爸照旧吃早饭，整行装，觅车子。
１９９４年我的皈依师新加坡佛教总会主席广洽法师圆寂后，我也仿照爸爸，许愿画１００尊佛像送给来信要求者。此消息在新加坡和上海一登出，马上收到了７封来自新加坡的特快专递求佛像。此后陆续来信远远超过１００人。我连超过的也都画给他们。
沙滩上的惨事
星汉楼对面是湘江，江边有沙滩。记得我和元草哥常常轮流帮妈妈拎外婆的马桶去江边洗。江景很美，有时我们顺便捡些好看的石子回来，也是一种乐趣。可是后来这沙滩遭殃了，成了枪毙抽鸦片人的地方！
抽鸦片确实不是一件好事。可当时大西南抽鸦片的人很多，记得在德胜给我们抬滑竿和挑行李到河池去的几个劳工竟也有抽鸦片的。抬了一段路休息时，他们就进入一家显然是熟门熟路的店里去过瘾了。鸦片真害人啊，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不去养家糊口，却在烟斗里烧掉。若要追究责任，那当然主要是贩鸦片的人，而不是抽上了瘾的受害者。当时政府明令禁烟，要抓贩烟的人。可是下面的执行者贪赃枉法，受了贩毒人的贿赂，抓些吸毒而送不起贿赂的穷人来顶罪。
记得南潭巷传来军号声，由远而近，我家就紧张起来。爸爸把星汉楼的窗户全关上，有意和家人讲些别的事以转变注意力。满娘则不断念佛。随着军号声越来越近，就有死者家属呼天喊地号哭之声，有人看见家属还拎着纸钱，准备等枪声一响就烧纸钱。最可怜的是小孩跟在后面大叫“爸爸不要去！爸爸不要去！”据说死者本人是被灌了铅粉之类的麻醉药，倒是没有号哭。最后，沙滩上就传来“砰砰”的枪声。我们家中一片寂静，就好像在为罪不该死的鬼魂致默哀。
有一次，那被枪毙的人的尸体竟停放在星汉楼西侧一棵大树底下！那是我们走南潭巷出去必经之路。我们胆小的人都吓坏了。尤其是晚上，死尸脚边点着一盏油灯，好像一点鬼火，更令人打寒战。我们白天要上街，就往东绕道。但总还是望得见死尸所在之地。
唉！以前害怕的事实在太多了。在大兴路上，我有一次独自一人回家走近狮子桥时，看见右侧岩壁上竖搁着一副担架，旁边两个抬担架的人在休息。我以为担架上是货物，哪里知道经过旁边时看见裹好的一长条下边露出两只光脚。是死人！我连忙逃。回到家里对爸爸说了，他不仅不安慰我，还给我讲了些“走尸”的故事，说是古时候要把尸体搬回家乡，用不着这样抬。有法术的人只要念起咒来，尸体就会跟着他走。爸爸讲得活龙活现，我还信以为真呢。
虽然沙滩上有惨事，但那种事发生后不久，爸爸早在日本就结识的老友陈之佛先生邀请他去重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就是如今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前身）当教授兼教务主任。国民党首都南京沦陷后，重庆成了临时的首都，名为“陪都”。吸引不少文艺界人士前往。爸爸当然也向往重庆，星汉楼不宜再住的想法也促成了重庆之行。
贵州访旧
不久，我大娘舅的长子徐岳英从沦陷区率眷到遵义来工作了。所以我们去重庆时，外婆由孙子接了去住，没跟我们去重庆。直到她去世前，因岳英哥打算来重庆工作，才把外婆先托人送来与我们重新相会。
说起外婆。我再讲一件小事。有时外婆由人陪着走出巷去，一路有人友善地称呼她“老太婆”，她回家后很不高兴，说这里的人怎么那么不客气，叫我老太婆。我们连忙为她解释：在故乡，称老太婆是不客气；在这里却很客气，等于称你老太太。外婆释然。
外婆腰疼，常叫我为她敲腰背；她还有胃病，经常要吃一种药片，总是由我替她去买。我也不知外婆哪里来的零用钱。家里是妈妈当家，妈妈总有零用钱给她吧。不过妈妈总有封建思想，觉得外婆住女儿家是不应该的，加之妈妈是个很节约的人，所以不会多给。记得外婆每次叫我买药时，那口袋里取出来的几张钞票好艰难好可怜似的。后来随着物价上涨，药价也涨了。我实在不忍把这消息告诉外婆。每次总是由我垫上。爸爸不定期会给我一点零用钱。
说起零用钱，我又要啰嗦几句。有一次爸爸可能有点大收入，竟给了我１０元法币，就好比现在给了小孩一张１００元人民币似的。我觉得自己发大财了，连忙带了一批小朋友到南潭巷口左首一家店里去吃抄手（即馄饨）。我这批小朋友当然包括恩狗佩贞桂侯等等在内，整整坐了一桌。
六十五年后的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１６日，我由女婿陪同，艺专老同学彭智敏由她第三女陪同，千里迢迢去贵州兴义与老同学傅世廉会面。世廉和智敏都是爸爸在艺专时的学生。世廉的第五子———当时是兴义市副市长，在贵阳相迎，款待我们住高级宾馆。次日专车直送兴义。黄昏到达，世廉已在宾馆里等我们。三个老同学拥抱欢庆，感慨万千。世廉那时８３岁。生有８个子女。真有“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之感。子女们陪同我们游玩了风景极美使人流连忘返的万峰湖和更美丽的万峰岭。１９日依依惜别，次年即２００８年初，世廉竟与世长逝！幸亏及时去看了她一面。
离兴义后，我和女婿又坐车去遵义访旧。这一路坐了九个多小时汽车（因贵阳到遵义正在修路）。我这把老骨头还算经得起长途跋涉。
一直留在遵义的老邻居蔡太太今年９２岁，身体健朗。除了我见过的子女外，后来又生下好几个，一共７子女。次日，蔡师母的次子桂侯夫妇和他的五妹陪同我先后访问了罗庄和南潭巷。桂侯当年才两岁，如今我和他“鬓发各已苍”。
两地都已彻底改观，老屋再也找不到了。罗庄只剩下这个名称，房子已不见踪影，陪游者总算能说出当时庄园的一个大致地点。本来出罗庄是新街。新街旁有座山，有一回妈妈叫我去街上买下粥的菜，我却被小友们劝说，一起上山去买地里拔起来的菠菜了，很迟才回家。大家都等着下粥菜呢。妈妈责备了我，我以新鲜的菠菜赎罪。如今山和新街都没有了，只有一条香港路。
到了南潭巷，则连熊家新楼所在的具体地点也难辨认了。潺潺湘江竟变成了一条静静的河。枪毙人的沙滩也没了，造起了林立的洋楼。在下面停尸的那棵大树更是没了踪影。南潭巷分成了东巷和西巷，中间被一条后来新建的万里路拦成两段。我总算在南潭西巷和丰乐路交汇的西南口找到了我带一批小孩吃馄饨的地方。狮子桥竟然还在，我还是不虚此行。不过搁死尸担架的地方那片岩石竟已被削掉，造了一排房子。六十五年前悲惨和恐怖的阴影早已消散，我在遵义看到了繁华和丰足。恩狗的青梅竹马女友佩贞本来约好陪我来，恩狗也曾约好陪我来。可我这次突然来到，往返于香港深圳的佩贞只好“遥控”，让弟妹们招待我们住在丁字口一家五星级宾馆的２０楼，好让我俯瞰全貌。佩贞和她在深圳的妹妹则不断来电问候，关怀备至。至于恩狗，已于２００５年先我离世，此次旧地重游，只好让他失约了。
蔡太太记性好，告诉了我一些当时的小事：例如，满娘不杀生，淘米时看见米虫也不弄死，取出来放到草地上。又如，有一天晚上蔡先生回来晚了，敲不开自家房门。敲门声惊动了妈妈满娘爸爸，他们先后下楼代敲代喊，蔡太太还是不醒，只得撬开插销才得进去。蔡太太直到第二天才知此事。
这回我在遵义还访问了爸爸在浙大时的一个学生名叫王质平的老先生。王先生今年８９岁。身体健朗。他１９８２年曾来上海探望我妈妈，所以还认得我。他家住在五楼，他很快就上了楼，我这个住了３０年电梯房、比他小十岁的人却爬了半天才上楼。他书案上有我爸爸的七卷本文集，还印制了三本他自己的文艺作品。我拿回家看了以后才知王先生在“文革”中备受苦难，几次死里逃生，才赢得这幸福的晚年。如今他是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颇有养生之道，精力充沛。我和他谈到京剧《甘露寺》，还一起唱了一段。
总之，我此次到贵州访旧，感慨甚多，收获不少，不虚此行。
逃难最后一站──重庆
我家去重庆是分两批走的，因为听说重庆房荒严重，虽然家里已只剩四人，还是不敢同行。爸爸和我带着行李先行。妈妈带着恩狗等爸爸租定房子后才来。本来说好邻居蔡绥远先生也和妈妈一起来的。但他终未成行，我们就此分别了，在蔡先生去世以前再也没见到他。
宝姐和华瞻哥本来进浙大文科一年级，在永兴读书。后来听说重庆中央大学文科好，便到重庆考入了中大外文系二年级念英文。考入以后校方才收到浙大保送的通知，他们成绩真好！他们比我们先到重庆。起初住在爸爸的好友陈之佛先生家，后来住校了。所以那时家里已只剩四人。而宝姐华瞻哥已在重庆，也是促成爸爸答应艺专聘请的原因之一。举家迁重庆，好让他们周末有个温暖的家好回来。
那时上大学学费虽昂贵，但据宝姐说，国民政府为了吸引学生不去解放区，推出了种种助学的办法。所以他们上大学，在经济上没让爸爸加重负担。而我连初一都没念完，前途茫茫，自己却一点也不担心。到重庆后，爸爸把我以“同等学历”塞进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人家都以为爸爸是要我继承他的画业才让我进艺专的。其实爸爸对子女选择专业从不干预。只是因为艺专当时的校长是爸爸的好友陈之佛先生，可以为我开开后门。我只记得考画时我画了一枝白描菊花，画线条时手是抖的。就这样糊里糊涂进了艺专。
刚到重庆时，我和爸爸就住在沙坪坝正街陈之佛先生家。陈先生来重庆早，住的房子较宽。有一间通向晒台的空房可供我们住。晒衣人要穿过此房。这已是很好的条件了。厨房兼饭厅在下面。从前面的马路看来那是地下室，但那房间后面却是平地。这是重庆山城的特点。
爸爸在这里生了一次副伤寒。
沙坪坝离重庆一二小时公共汽车路程。中央大学也在沙坪坝，所以周末宝姐和华瞻哥也来陈家。我家那么多人在陈家住宿吃饭，陈师母热诚对待，毫无怨言。我们如今回想起来都觉得不好意思。陈家有二子二女。幼子家玄、幼女修范都成了我的好朋友，直到现在还有往来。
１１月一到重庆，爸爸马上举办了他的个人画展。这是爸爸第一次举办亲自到场的画展（由别人代展不算在内）。地点是在重庆市中心的夫子池。展出的画，都是逃难中新作的山水人物彩色画，幅面约２３厘米宽，３０厘米高。爸爸说过他的画宜小不宜大。这尺寸已经比以前似信笺大的黑白漫画大多了。关于这次画展，爸爸有《画展自序》一文（１９４２年１１月）专记其事：
我生长在江南所见的都是人物相、社会相，却难得看到山景，从来没有见过崇山峻岭之美。所以抗战以前，我的画以人物描写为主，而且为欲抒发感兴，大都只是寥寥数笔的小画。这些画都用毛笔写成，都可照相制版刊印。抗战军兴，我暂别江南，率眷西行。一到浙南，就看见高山大水。经过江西湖南所见的又都是山。到了桂林，就看见所谓“甲天下”的山水。从此，我的眼光渐由人物移注到山水上。我的笔底也渐渐有山水画出现。我的画纸渐渐放大起来，我的用笔渐渐繁多起来。最初是人物为主，山水为背景。后来居然也写山水为主人物景点的画了。最初用墨水画，后来也居然用色彩作画了。好事的朋友，看见这是郑振铎先生最称赞的爸爸的漫画，题为《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我画山水拿古人来相比：这像石涛，这像云林。其实我一向画现代人物，以目前的现实为师，根本没有研究或临摹过古人的画。我的画山水，还是以目前的现实──黔贵一带山水──为师。古人说：“画不师古，如夜行无烛。”我不师古，恐怕全在暗中摸索？但摸了数年摸得着路，也就摸下去。──如上所说，我的画以抗战军兴为转机，已由人物为主变为山水为主，由小幅变为较大幅，由简笔变为较繁笔，由单色变为彩色了。
其实爸爸从１９２２年就开始“暗中摸索”了。他在《春晖》校刊第４期上发表的《经子渊先生的演讲》和《女来宾──宁波女子师范》这两幅画，就是“暗中摸索”出来的自己的风格。１９２４年发表在朱自清、俞平伯合办的《我们的七月》上的《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则更发挥了他“暗中摸索”出来的风格。这幅画立刻引起了上海《文学周报》主编郑振铎的注意。他说：
“我的情思……被他带到一个诗的仙境，我的心上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美感。”
于是，《文学周报》上便开始发表爸爸的简笔画，并冠之以“漫画”二字。后来，常有人称爸爸为“漫画的鼻祖”，爸爸自己并不这样认为。他只是“暗中摸索”出了自己的风格。至于“漫画”，事实上在中国早已有了，只是郑振铎先生第一次把这个名称冠到爸爸的画上。１９２５年１２月，《文学周报》社出版了爸爸第一本画集，就名为《子恺漫画》。
从黑白的人物漫画到彩色的山水人物画，确实是抗战以后爸爸画风的一大转变。宝姐说，她更喜欢爸爸的简笔人物画。我也有这样的感觉。不过，现在市面上所能看到的真迹，几乎只有彩色的山水人物画。那是因为黑白简笔画都已交出版社付印，书出版后原作是不归还作者的。加之那大多是早期作品，经过。在风生书店，我记得几件小事。
我们买了一架留声机（即唱机），还买了一批唱片，都是“拍卖行”里买来的。那时所谓拍卖行，其实是旧货店。店里卖旧唱片时不是随你选，而是捆在一起卖的。我们想买的唱片只是京剧的。可买来的唱片里京剧没几张。杂七杂八的很多，如德国大笑、广东音乐、苏滩、大鼓等等。爸爸在缘缘堂时就喜欢上了梅兰芳的京剧。我们受了影响，也喜欢了。每次买一沓来，总算有几张京剧。如果买到缘缘堂时有过的，如《天女散花》、《太真外传》、《打渔杀家》之类，旧友重逢，欢喜之至。不过德国大笑听听，引起我们哄堂大笑，也不错。大鼓是金万昌的《黛玉葬花》，竟听上了瘾。苏滩是王美玉的，一张《活捉张三郎》，我们至今还会唱；另一张苏滩不记得叫什么名称，内有一段“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真好听。苏滩这个剧种没有保存下来，真可惜了！
恩狗初见留声机，兴奋至极。他说：“我来敲！”以为声音是敲出来的。他最喜欢的却是广东音乐。唱片中间那圈是红的，他就称它为“红歌”。
在风生书店时，我买了几只小鸭来养。怕被猫吃掉，放在一只菜篮子里挂起来。谁知那猫从桌子上跳到篮子里，把几个小鸡的头咬掉了。我醒来一看，伤心极了。爸爸劝我别哭，指点我到后面山地上去埋葬了。说是山地，其实是平地。重庆是个山城，造的房子前面是平平的马路，二层楼的后间走出去是平平的泥地。
风生书店房子很矮，站在楼窗口，额上就是屋檐。那时已是四月中。有人忠告爸爸，说重庆的夏天是很热的，再过一个月，这前楼就会热得火坑似的，就算不怕热，也会发痧生病。于是爸爸又到处托人，终于在五月初找到了一间坟庄屋，如获至宝。
第 17 章
恋耽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