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 18 章
我和爸爸丰子恺 作者:丰一吟
第 18 章
刘家坟
这坟庄屋在正街东头，附近有一些荒冢。我是很胆小的，每次走进走出都是屏住气奔过这一带，到了人多的地方才喘过气来。租给我们的那间屋子，也是阴气沉沉。这是三开间。中厅供着屋主家的祖宗牌位。天哪！我们在遵义罗庄住的也是供牌位的房子。那里还算隔了一道板壁。这里却是赤裸裸供在中厅，是我们必经之路。东西两间，我家住的是西间。东间已有一对夫妇和两个孩子居住。后来才知道是雕塑家刘开渠和夫人程丽娜。我和他们的男孩女孩都一起玩过。
邻居是好邻居，可房子实在差劲。四壁是泥墙，没有窗。只有一个很小的天窗，爸爸说那天窗只有３２开书本大小。泥墙倒很厚，足有两尺。因此室内幽暗阴凉。在这里度夏倒不错，只是太暗了。大人们都是要写字的呀。爸爸便请人加开了一排天窗，好像开了一排日光灯。爸爸真有办法！他到哪儿都是“改革派”。妈妈则永远是“因循派”。一切全靠爸爸安排。
这里终非久居之地。爸爸在重庆开展览会得了五万多元法币，他早就有意觅地自建住房。终于靠立达学园学生柳静的丈夫吴朗西先生的介绍，在正街西头叫“庙湾”的地方，离正街约半公里处找到了一块空地。在我们造好新房子搬过去之前，爸爸才和刘家坟的房东往来，知道了他的姓名，还知道他有一个读中学的儿子。爸爸还听房东的佣工说，房东对儿子家教很严，常把儿子吊在树上用鞭子抽。我听了就想，那儿子一定很不争气。我从未见过房东太太，料想这儿子一定没有妈妈。
我们搬走后，有一天爸爸在报上看到新闻说本地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命案：儿子毒死了老子。据说是老子重感冒去医院看病，医生给他一包药粉，要他次日空腹服下。谁料儿子用自己以前腿上生疮时医生开的药粉暗中调换了。老子服了此药，四肢痉挛，不省人事，在送往医院路上就一命呜呼了。得知那死者的名字后，爸爸惊呼说：
“那就是刘家坟的房东呀！”
三天后，爸爸顶着烈日去访问刘开渠先生家。他回来告诉我们说：
“我快到的时候，看见许多人进进出出，手都掩着鼻子。我走到门口，闻到一股非常难闻的臭气。这种臭气，我都形容不出。就像把大便、臭屁、咸鲞、霉千张、臭豆腐干……加在一起，五味调和。我忽然想起，这是死尸的臭味！原来那家人家的亲戚为了是否要打官司讨论了好几天，就让尸体躺在中间供牌位的房内。听说还烧了好几炉檀香，有什么用！”
我们听得很紧张。都不约而同想起了刘开渠先生家。那一回爸爸终于没有进去看他们。又过了几天，听说亲戚们终于决定不打官司，把那烂得面目全非、身上都是蛆虫的尸体收殓了。
后来爸爸去访问了刘开渠先生，得知他家把通向中间停尸房的那扇门关死了，从后门进出。好在泥墙有两尺厚，倒也没有闻到臭味。但与尸为邻的日子毕竟是难过的。我家幸而搬走了。我们那房间是没有后门的呀！重庆房子那么难找，我们不可能搬迁，只能从停尸间走进走出。啊，我这胆小鬼遇到这种事可怎么办啊芽选
爸爸说：“想想在前线抗敌的战士吧！战场上尸横遍野，到了夏天，就要闻这种臭味。”
这次，爸爸没有像在宜山时那样骂我。他说了这几句话就沉默了。
沙坪小屋
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那房子和如今的房子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唯一的优点就是有一个庭院：用竹篱围起来，约二十方丈土地。房屋占其中的六方丈，坐落在西北角。房间的安排没说的，很实用，因为那又是爸爸亲自设计的。两开间，正屋隔成田字形，只是西北那间扁一点。朝向当然是南。进门就是客厅兼食堂，约一方丈半弱。后面的北房只有半方丈多一点，是家人卧室。东边前后间平分，前房是爸爸的书房兼卧室，后间也是家人的卧室。西边的披屋后间是厨房，前间也是卧室，不是后来加造的。
布置合理，但结构就很差了：用竹片做成紧密的篱笆式的墙，涂上泥，刷上一层石灰，就算是墙了。爸爸称这为“抗（战）建（国）式”的房子。外墙的石灰必须是灰色的，那是防空的要求。里边才是白的。由于墙壁太薄，夏天早上东边的太阳晒上来，东墙几乎可以烤烧饼。室内是泥地。有时可以看见老鼠钻来钻去。
麻雀虽小，肝胆俱全。厨房外西北角还造了一个很小的厕所。
周老板为了祝贺我们搬家，特地扛了一株五六米高的芭蕉送来，替我们种在花园的东北角里。他听见爸爸常念蒋捷的“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知道爸爸喜欢芭蕉。
由于重庆多山地，院子里的泥层很薄，下面尽是岩石。只能种些番茄蚕豆之类。芭蕉倒能成长。
我们颠沛流离了近六年，如今居然有了安身之地。尽管房子简陋，却毕竟是自家的。爸爸把这房子命名为“沙坪小屋”。沙坪小屋不仅内部简陋，地点也较荒凉。四周没有邻居，只有坡岩起伏。远远望来，沙坪小屋犹如一座亭子。所以爸爸自称“亭长”。
南边望得见一排叫做“合作新村”的房子，有几个熟人住着。从沙坪小屋去正街，要走里把路。半途中是吴朗西先生家租住的砖瓦房，门口刻着“皋庐”二字。但是过了皋庐再往前走，却必须经过一排坟墓。我总是屏住气加速步伐。
穿过正街，是往中央大学的路。半路上有一家私人医生的诊所，医生姓彭。有几天，他家门口竟停着一个尸体。据说是医疗事故致死（不知是否真实），家属故意在他门口停尸。我经过那里自然又是一番惊吓。
总之，我觉得以前外面到处都是坟呀尸体呀，家里都是蜈蚣呀老鼠呀，床上有臭虫呀跳蚤呀，身上有白虱，头上有头虱……有那么多动物威胁着我们，至于苍蝇、蟑螂、米虫、飞蛾等，已不在话下了。自从回江南住进上海的“洋房”后，我摆脱了这一切恐惧，现在见了一只蟑螂也要大惊小怪了。
我怕蜈蚣蟑螂之类的虫豸，却喜欢猫呀鸟呀之类的小动物。
爸爸在重庆结识了一个新朋友，叫蔡绍怀，号介如。蔡介如先生是遵义罗庄时替爸爸灌肠的汪小玲之夫汪殿华的亲戚。蔡先生除了画画以外，喜欢养鸽子。为了有别于另外姓蔡的人，我们一直称他为“鸽子蔡先生”。他送给爸爸一对鸽子。后来这对鸽子生下小鸽，渐渐繁殖起来。
我读书的艺专在盘溪黑院墙。路很远，要经过中央大学，到中渡口摆渡到对岸，再走五华里路。所以我也是住校的。有一次我把一只鸽子带到学校，在它腿上系一封信，放了它。它居然飞回沙坪小屋。
很感谢鸽子蔡先生给我们带来这份欢乐。到１９９５年我进上海市文史研究馆时，蔡先生已经是馆员了。我经常去看望他，直到他逝世。这是后话。
在沙坪小屋时，我们还养过白鹅。那是爸爸的年轻朋友夏宗禹送的。夏先生要离开了，舍不得家养的白鹅，便从北碚把它带到重庆。爸爸亲自抱了这白鹅从重庆搭车回家，把白鹅养在院子里，一直养到抗战胜利我们要卖掉沙坪小屋时才转送给别人。
爸爸是喜欢自由的人。他在艺专当教务主任并教艺术概论，虽然难得去学校，去时总得与人周旋。这是他最不喜欢的。不久他就辞去了月薪１１８元法币的职务。辞职后，他高兴地说：
“我的时间全部是我自己的，这是我的性格的要求。”于是他就经常观察这白鹅的一举一动。
鹅的样子很高傲，像狗一样会看门，但对主人并不像狗那样亲昵。爸爸说它对任何人都“厉声呵斥”。在这旷野荒郊，这鹅给爸爸带来很大的乐趣。鹅被送走后，爸爸很怀念它，专门写了《沙坪小屋的鹅》一文。爸爸在文末说：
送出之后的几天内，颇有异样的感觉。这感觉与诀别一个人的时候所发生的感觉完全相同，不过分量较为轻微而已。原来一切众生，本是同根，凡属血气，皆有共感。所以这禽鸟比这房屋更是牵惹人情，更能使人留恋。
我家经常有几只野狗来，常抢鹅的饭吃。饭被狗吃完后，鹅老爷昂首大叫，似乎责备主人供应不周。鹅生了不少蛋，家里的人皆大欢喜。寂寥的沙坪小屋中有这样一只高昂的白鹅，给我们带来了不少欢乐。
京剧迷
我是京剧迷，迷到在艺专荒废课业的程度。宝姐和软姐也很喜欢京剧。华瞻哥也会唱几句《击鼓骂曹》。恩狗小时候倒没听见他唱京戏，可到了２００４年他从香港退居回沪后去世前，有一天我突然对他说起京剧时，他竟然哼起《锁麟囊》来：
仔细观瞧，仔细选挑，锁麟囊上彩云飘……
使我大为惊讶。以前我们听唱片时他在一旁，但他脑中留下的印象竟不是我们常听的梅派戏，而是难得听的程派戏。程派戏中我就喜欢《锁麟囊》。恩狗是有音乐天才的。他是西洋音乐迷，善弹钢琴。他退居上海时已丧偶，孤独一人。我劝他买个钢琴自娱，他不肯。好在他住的地方离我家就差一条马路，可以来我家弹弹。他喜欢弹《少女的祈祷》。至今我一听见这曲子就会想起他。
我家对京剧的爱好，其实都源出于爸爸。早在石门缘缘堂时期，爸爸在买西洋音乐唱片时略微买几张梅兰芳唱片点缀点缀，不料从此迷上了京剧音乐。但当时只限于听赏，却从不去看戏。
１９４４年二三月间，我陪爸爸去长寿、涪陵、酆都旅行并举办爸爸画展，在涪陵逗留时发现当地竟有一家戏院在演出京戏。晚上无事，我们几乎天天去看。这是我们父女第一次看京戏演出，一看就迷上了。那时演出的主角是李蔷华和她妹妹李薇华。演得真好！难怪后来出了名。我们看过了全本《玉堂春》后，过几天海报上贴出《苏娘艳史》。其实我知道那就是“玉堂春”重演，可我一天不看也熬不住。我就没说穿，仍唆使爸爸去看。
回到沙坪坝后，我把京剧迷传染给了宝姐。我们两人竟在沙坪小屋东墙边扮起了京剧《梅龙镇》中的一场，还拍了照。
那时我在艺专已加入了“平剧研究团”，和柴扉、关良等老师以及爱好京剧的同学们一起唱，甚至一起排练，一起演出。我第一次在学校演出的是《武家坡》中的王宝钏，同学周驹演薛平贵。我的唱腔全是从王玉蓉唱片中听来的。
后来又演过《女起解》。同学孙鼎铭演崇公道。李可染老师操琴。还演过什么戏，想不起来了，
有一次，爸爸特地来看我演出。那是１９４５年迎新晚会时。路远，爸爸就在男同学的宿舍里借住了一夜。当晚演出的有好几个折子戏（即片段）。其中有关良先生和陈佩秋同学合演的《梅龙镇》。关先生京剧迷得很厉害，但就像他的京剧画一样，只求神似。所以唱“四平调”“啊啊啊……”时，竟忘了后面的唱词。他就用“嗯嗯嗯嗯……”来代替了。这一来，竟博得了一个满堂彩。爸爸事后谈到此事总是乐呵呵的。他说：
“不是演员演的戏很有味道，因为这种客串的演员不大拘泥于程式，反而使人感到天真，自然，质朴。”
后来宝姐所在的中央大学演戏时我也去看，也认识了她的爱唱戏的同学曹永秀等。我演京戏竟出了校门，在正街到中大之间那条路上的大众剧院里和大学的一个学生合演了《投军别窰》。
沙坪坝没正式的京剧院。为了看京剧，有一次爸爸带我们到重庆去。看完戏，投宿在爸爸的崇拜者一个军人的很窄的家里，我们姊妹俩打地铺。后来才知道那是这军人的小老婆的住处。
爸爸对我们的兴趣真是够关心的。
重庆时期的交游
１９４３—１９４５这三年内，爸爸游了重庆以西、以东、以北的十来个城市，并举办了个人画展。
１９４３年２—４月，爸爸带了“保护老师生命”的连新去泸州、自贡、五通桥、乐山。去乐山的目的，就是为了访问他所崇敬的马一浮先生，希望他能为弘公写传记。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２５日，即恩狗出生后的次日，爸爸送别马先生后，在日记里写道：
赴东环路送马先生离桂赴宜山。匆匆话别，即到医院。途中忽见桂林城中黯淡无光，城外山色亦无理唐突，显然非甲天下者。盖从此刻起，桂林已是无马先生的桂林了。
第 18 章
恋耽美
第 18 章
刘家坟
这坟庄屋在正街东头，附近有一些荒冢。我是很胆小的，每次走进走出都是屏住气奔过这一带，到了人多的地方才喘过气来。租给我们的那间屋子，也是阴气沉沉。这是三开间。中厅供着屋主家的祖宗牌位。天哪！我们在遵义罗庄住的也是供牌位的房子。那里还算隔了一道板壁。这里却是赤裸裸供在中厅，是我们必经之路。东西两间，我家住的是西间。东间已有一对夫妇和两个孩子居住。后来才知道是雕塑家刘开渠和夫人程丽娜。我和他们的男孩女孩都一起玩过。
邻居是好邻居，可房子实在差劲。四壁是泥墙，没有窗。只有一个很小的天窗，爸爸说那天窗只有３２开书本大小。泥墙倒很厚，足有两尺。因此室内幽暗阴凉。在这里度夏倒不错，只是太暗了。大人们都是要写字的呀。爸爸便请人加开了一排天窗，好像开了一排日光灯。爸爸真有办法！他到哪儿都是“改革派”。妈妈则永远是“因循派”。一切全靠爸爸安排。
这里终非久居之地。爸爸在重庆开展览会得了五万多元法币，他早就有意觅地自建住房。终于靠立达学园学生柳静的丈夫吴朗西先生的介绍，在正街西头叫“庙湾”的地方，离正街约半公里处找到了一块空地。在我们造好新房子搬过去之前，爸爸才和刘家坟的房东往来，知道了他的姓名，还知道他有一个读中学的儿子。爸爸还听房东的佣工说，房东对儿子家教很严，常把儿子吊在树上用鞭子抽。我听了就想，那儿子一定很不争气。我从未见过房东太太，料想这儿子一定没有妈妈。
我们搬走后，有一天爸爸在报上看到新闻说本地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命案：儿子毒死了老子。据说是老子重感冒去医院看病，医生给他一包药粉，要他次日空腹服下。谁料儿子用自己以前腿上生疮时医生开的药粉暗中调换了。老子服了此药，四肢痉挛，不省人事，在送往医院路上就一命呜呼了。得知那死者的名字后，爸爸惊呼说：
“那就是刘家坟的房东呀！”
三天后，爸爸顶着烈日去访问刘开渠先生家。他回来告诉我们说：
“我快到的时候，看见许多人进进出出，手都掩着鼻子。我走到门口，闻到一股非常难闻的臭气。这种臭气，我都形容不出。就像把大便、臭屁、咸鲞、霉千张、臭豆腐干……加在一起，五味调和。我忽然想起，这是死尸的臭味！原来那家人家的亲戚为了是否要打官司讨论了好几天，就让尸体躺在中间供牌位的房内。听说还烧了好几炉檀香，有什么用！”
我们听得很紧张。都不约而同想起了刘开渠先生家。那一回爸爸终于没有进去看他们。又过了几天，听说亲戚们终于决定不打官司，把那烂得面目全非、身上都是蛆虫的尸体收殓了。
后来爸爸去访问了刘开渠先生，得知他家把通向中间停尸房的那扇门关死了，从后门进出。好在泥墙有两尺厚，倒也没有闻到臭味。但与尸为邻的日子毕竟是难过的。我家幸而搬走了。我们那房间是没有后门的呀！重庆房子那么难找，我们不可能搬迁，只能从停尸间走进走出。啊，我这胆小鬼遇到这种事可怎么办啊芽选
爸爸说：“想想在前线抗敌的战士吧！战场上尸横遍野，到了夏天，就要闻这种臭味。”
这次，爸爸没有像在宜山时那样骂我。他说了这几句话就沉默了。
沙坪小屋
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那房子和如今的房子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唯一的优点就是有一个庭院：用竹篱围起来，约二十方丈土地。房屋占其中的六方丈，坐落在西北角。房间的安排没说的，很实用，因为那又是爸爸亲自设计的。两开间，正屋隔成田字形，只是西北那间扁一点。朝向当然是南。进门就是客厅兼食堂，约一方丈半弱。后面的北房只有半方丈多一点，是家人卧室。东边前后间平分，前房是爸爸的书房兼卧室，后间也是家人的卧室。西边的披屋后间是厨房，前间也是卧室，不是后来加造的。
布置合理，但结构就很差了：用竹片做成紧密的篱笆式的墙，涂上泥，刷上一层石灰，就算是墙了。爸爸称这为“抗（战）建（国）式”的房子。外墙的石灰必须是灰色的，那是防空的要求。里边才是白的。由于墙壁太薄，夏天早上东边的太阳晒上来，东墙几乎可以烤烧饼。室内是泥地。有时可以看见老鼠钻来钻去。
麻雀虽小，肝胆俱全。厨房外西北角还造了一个很小的厕所。
周老板为了祝贺我们搬家，特地扛了一株五六米高的芭蕉送来，替我们种在花园的东北角里。他听见爸爸常念蒋捷的“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知道爸爸喜欢芭蕉。
由于重庆多山地，院子里的泥层很薄，下面尽是岩石。只能种些番茄蚕豆之类。芭蕉倒能成长。
我们颠沛流离了近六年，如今居然有了安身之地。尽管房子简陋，却毕竟是自家的。爸爸把这房子命名为“沙坪小屋”。沙坪小屋不仅内部简陋，地点也较荒凉。四周没有邻居，只有坡岩起伏。远远望来，沙坪小屋犹如一座亭子。所以爸爸自称“亭长”。
南边望得见一排叫做“合作新村”的房子，有几个熟人住着。从沙坪小屋去正街，要走里把路。半途中是吴朗西先生家租住的砖瓦房，门口刻着“皋庐”二字。但是过了皋庐再往前走，却必须经过一排坟墓。我总是屏住气加速步伐。
穿过正街，是往中央大学的路。半路上有一家私人医生的诊所，医生姓彭。有几天，他家门口竟停着一个尸体。据说是医疗事故致死（不知是否真实），家属故意在他门口停尸。我经过那里自然又是一番惊吓。
总之，我觉得以前外面到处都是坟呀尸体呀，家里都是蜈蚣呀老鼠呀，床上有臭虫呀跳蚤呀，身上有白虱，头上有头虱……有那么多动物威胁着我们，至于苍蝇、蟑螂、米虫、飞蛾等，已不在话下了。自从回江南住进上海的“洋房”后，我摆脱了这一切恐惧，现在见了一只蟑螂也要大惊小怪了。
我怕蜈蚣蟑螂之类的虫豸，却喜欢猫呀鸟呀之类的小动物。
爸爸在重庆结识了一个新朋友，叫蔡绍怀，号介如。蔡介如先生是遵义罗庄时替爸爸灌肠的汪小玲之夫汪殿华的亲戚。蔡先生除了画画以外，喜欢养鸽子。为了有别于另外姓蔡的人，我们一直称他为“鸽子蔡先生”。他送给爸爸一对鸽子。后来这对鸽子生下小鸽，渐渐繁殖起来。
我读书的艺专在盘溪黑院墙。路很远，要经过中央大学，到中渡口摆渡到对岸，再走五华里路。所以我也是住校的。有一次我把一只鸽子带到学校，在它腿上系一封信，放了它。它居然飞回沙坪小屋。
很感谢鸽子蔡先生给我们带来这份欢乐。到１９９５年我进上海市文史研究馆时，蔡先生已经是馆员了。我经常去看望他，直到他逝世。这是后话。
在沙坪小屋时，我们还养过白鹅。那是爸爸的年轻朋友夏宗禹送的。夏先生要离开了，舍不得家养的白鹅，便从北碚把它带到重庆。爸爸亲自抱了这白鹅从重庆搭车回家，把白鹅养在院子里，一直养到抗战胜利我们要卖掉沙坪小屋时才转送给别人。
爸爸是喜欢自由的人。他在艺专当教务主任并教艺术概论，虽然难得去学校，去时总得与人周旋。这是他最不喜欢的。不久他就辞去了月薪１１８元法币的职务。辞职后，他高兴地说：
“我的时间全部是我自己的，这是我的性格的要求。”于是他就经常观察这白鹅的一举一动。
鹅的样子很高傲，像狗一样会看门，但对主人并不像狗那样亲昵。爸爸说它对任何人都“厉声呵斥”。在这旷野荒郊，这鹅给爸爸带来很大的乐趣。鹅被送走后，爸爸很怀念它，专门写了《沙坪小屋的鹅》一文。爸爸在文末说：
送出之后的几天内，颇有异样的感觉。这感觉与诀别一个人的时候所发生的感觉完全相同，不过分量较为轻微而已。原来一切众生，本是同根，凡属血气，皆有共感。所以这禽鸟比这房屋更是牵惹人情，更能使人留恋。
我家经常有几只野狗来，常抢鹅的饭吃。饭被狗吃完后，鹅老爷昂首大叫，似乎责备主人供应不周。鹅生了不少蛋，家里的人皆大欢喜。寂寥的沙坪小屋中有这样一只高昂的白鹅，给我们带来了不少欢乐。
京剧迷
我是京剧迷，迷到在艺专荒废课业的程度。宝姐和软姐也很喜欢京剧。华瞻哥也会唱几句《击鼓骂曹》。恩狗小时候倒没听见他唱京戏，可到了２００４年他从香港退居回沪后去世前，有一天我突然对他说起京剧时，他竟然哼起《锁麟囊》来：
仔细观瞧，仔细选挑，锁麟囊上彩云飘……
使我大为惊讶。以前我们听唱片时他在一旁，但他脑中留下的印象竟不是我们常听的梅派戏，而是难得听的程派戏。程派戏中我就喜欢《锁麟囊》。恩狗是有音乐天才的。他是西洋音乐迷，善弹钢琴。他退居上海时已丧偶，孤独一人。我劝他买个钢琴自娱，他不肯。好在他住的地方离我家就差一条马路，可以来我家弹弹。他喜欢弹《少女的祈祷》。至今我一听见这曲子就会想起他。
我家对京剧的爱好，其实都源出于爸爸。早在石门缘缘堂时期，爸爸在买西洋音乐唱片时略微买几张梅兰芳唱片点缀点缀，不料从此迷上了京剧音乐。但当时只限于听赏，却从不去看戏。
１９４４年二三月间，我陪爸爸去长寿、涪陵、酆都旅行并举办爸爸画展，在涪陵逗留时发现当地竟有一家戏院在演出京戏。晚上无事，我们几乎天天去看。这是我们父女第一次看京戏演出，一看就迷上了。那时演出的主角是李蔷华和她妹妹李薇华。演得真好！难怪后来出了名。我们看过了全本《玉堂春》后，过几天海报上贴出《苏娘艳史》。其实我知道那就是“玉堂春”重演，可我一天不看也熬不住。我就没说穿，仍唆使爸爸去看。
回到沙坪坝后，我把京剧迷传染给了宝姐。我们两人竟在沙坪小屋东墙边扮起了京剧《梅龙镇》中的一场，还拍了照。
那时我在艺专已加入了“平剧研究团”，和柴扉、关良等老师以及爱好京剧的同学们一起唱，甚至一起排练，一起演出。我第一次在学校演出的是《武家坡》中的王宝钏，同学周驹演薛平贵。我的唱腔全是从王玉蓉唱片中听来的。
后来又演过《女起解》。同学孙鼎铭演崇公道。李可染老师操琴。还演过什么戏，想不起来了，
有一次，爸爸特地来看我演出。那是１９４５年迎新晚会时。路远，爸爸就在男同学的宿舍里借住了一夜。当晚演出的有好几个折子戏（即片段）。其中有关良先生和陈佩秋同学合演的《梅龙镇》。关先生京剧迷得很厉害，但就像他的京剧画一样，只求神似。所以唱“四平调”“啊啊啊……”时，竟忘了后面的唱词。他就用“嗯嗯嗯嗯……”来代替了。这一来，竟博得了一个满堂彩。爸爸事后谈到此事总是乐呵呵的。他说：
“不是演员演的戏很有味道，因为这种客串的演员不大拘泥于程式，反而使人感到天真，自然，质朴。”
后来宝姐所在的中央大学演戏时我也去看，也认识了她的爱唱戏的同学曹永秀等。我演京戏竟出了校门，在正街到中大之间那条路上的大众剧院里和大学的一个学生合演了《投军别窰》。
沙坪坝没正式的京剧院。为了看京剧，有一次爸爸带我们到重庆去。看完戏，投宿在爸爸的崇拜者一个军人的很窄的家里，我们姊妹俩打地铺。后来才知道那是这军人的小老婆的住处。
爸爸对我们的兴趣真是够关心的。
重庆时期的交游
１９４３—１９４５这三年内，爸爸游了重庆以西、以东、以北的十来个城市，并举办了个人画展。
１９４３年２—４月，爸爸带了“保护老师生命”的连新去泸州、自贡、五通桥、乐山。去乐山的目的，就是为了访问他所崇敬的马一浮先生，希望他能为弘公写传记。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２５日，即恩狗出生后的次日，爸爸送别马先生后，在日记里写道：
赴东环路送马先生离桂赴宜山。匆匆话别，即到医院。途中忽见桂林城中黯淡无光，城外山色亦无理唐突，显然非甲天下者。盖从此刻起，桂林已是无马先生的桂林了。
第 18 章
恋耽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