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 4 章
我和爸爸丰子恺 作者:丰一吟
第 4 章
爸爸在杭州租屋，是为了我的三个姐姐和一个哥哥要到杭州去念中学，为了让他们假日有一个归宿之处，才萌生了这个念头。其实，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也牵动了他的心，他就决定租了别墅。
爸爸留不住钱。钱一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会在口袋里哇哇叫”。他平生用钱，总是一手来，一手去，甚至一手还没来，一手就要去了。（我不幸遗传了他这种性格）就这样，爸爸春秋很难得在缘缘堂露面，放了寒暑假，才带了姐姐哥哥回来。一天，他们从杭州回来，我还在念书。放学回家，走到木场桥，不知为什么，姐姐哥哥都在那里。他们一见我，就“小妹，小妹”地叫起来。我被弄得莫名其妙，不知道他们在叫谁，因为本来他们都叫我一吟的。大姐说：
“我们向你宣布一件事，从现在开始，我们都要改变称呼了。”
“怎么改变称呼？”
“以前我们叫你一吟，今后要叫你小妹了。”
“为什么？”
“爸爸说的，兄弟姊妹之间，不可以互相叫名字。我们大家都改了。”
果然，三个姐姐和大哥之间，本来互相的称呼全按大人的叫法：阿宝，阿先，软软，华瞻。（我和二哥不知为什么倒一直称他们宝姐、先姐、软姐、华瞻哥。）现在他们已改成加姐加妹，称老大一律为“宝姐”；称老二为“先妹”或“先姐”；称老三为“软妹”或“软姐”；称老四为“弟弟”或“华瞻哥”；称老五为“草弟”，只有我叫他“阿哥”或“元草哥”；称我一律为“小妹”。他们常常叫错，叫错了就罚这样，罚那样，嘻嘻哈哈地互相指责。
我们上一代的人，子女生得太多。妈妈一共生了１０个孩子。１９２４年在白马湖夭折了２岁的女儿“三宝”，小产了“阿难”（爸爸为他专写一文《阿难》）。１９２９年在平屋夭折了４岁的儿子“奇伟”。我弟弟新枚是抗战时期生的。即便死了３个，当时也还有６个孩子。要管吃，要管穿，还要管上学。父母管不过来，就疏忽了互相之间的称呼。孩子们总是爱向大人学习，于是称呼就混乱了。这一回爸爸不知怎么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就向大的几个做了改口的规定。从此，我们兄弟姊妹之间就改变了称呼。
缘缘堂的夏天
我家在缘缘堂一共住了不到五年。在这不到五年的日子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夏天。爸爸带着在杭州读书的姐姐哥哥都回来了，整整两个月，家里好热闹选
缘缘堂楼屋前的水泥院子很大。１９８５年重建的缘缘堂，比原来小一点。因为原来是地板，重建时因经费关系，改为预制板。预制板没有楼板那么宽。每间房窄一市尺的话，整个开间就要小一米了。水泥院子也就相应地窄了一米。所以当时这水泥院子在我们小孩看来好大好大。重建后感觉小了些，主要也是因为人长大了，看小时候的建筑总觉得小些。院子三边的白包墙造得很高。那是爸爸有意在这居民稠密的镇上圈出自己的独立天地。这一片天地是我们孩子们活动的独立王国。到了夏天，更是趣味无穷！
爸爸请人在院子的上空装上一大片横铺的竹帘，使院子里晒不到太阳。于是我们孩子们的活动场地就更大了。院子的西南角里种有好几棵芭蕉树，我们采下一大片芭蕉叶来铺在地上，往上面一躺，其乐无穷。身体下面的芭蕉叶凉爽爽的，上面的竹帘缝里闪烁着蓝天。这种滋味我长大后再也没有尝到过。长大后，尤其是进入老年后，我非常希望什么时候能躺在放平了的躺椅上透过大树的婆娑叶丛仰望闪烁的蓝天，大概就是想借此找回一点童年的梦影吧。可即使是这样的要求，现在也难以满足，不是忙，就是找不到这样的地方。
还有一种游戏，用现在的话来说，叫踩滑板车。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以为滑板车是现在的玩意儿，其实早在上世纪３０年代，爸爸就从上海买回来给我们玩了。只不过当时没有“滑板车”这个名称。这种车一年四季都可以玩，暑假里当然玩得更长久。
在缘缘堂的院子里，当时还有一种游戏，那就是剥莲蓬，“抽老烟”。爸爸常常约了三朋四友在院子里摆开了桌子喝老酒。我们呢，就在一旁“抽老烟”。老烟是用莲蓬做的：我们把莲蓬齐茎切下，这茎的头部约一厘米长是咖啡色的。把咖啡色的一段内部挖空，用嘴吸另一头就可以吸通，这就是“旱烟管”。做好“旱烟管”后，就开始剥莲蓬。我很喜欢吃莲子，剥开后留着慢慢吃。先制作“老烟”。“老烟”有三种：莲蓬内黄色的纤维撕成一条条，放在太阳底下晒干后，算是上好的“烟丝”；莲子周围白色的东西撕成一丝丝，那是次等；最外边的绿皮制成的“烟丝”就更是次等的了。
“老烟管”和“烟丝”制成后，我们就开始“抽老烟”。爸爸喝老酒；我们“抽老烟”。其乐融融。
如今，我对莲蓬还有忘不了的情谊。每到夏天，马路上只要有卖莲蓬的，我看见必买。家里人以为我特别喜欢吃莲蓬，其实主要是怀旧心情在起作用。不过，现在我再也没有时间和心情来制作老烟管了。
唉！童年已成梦影，缘缘堂时期一去不复返了！
石门镇不在铁路旁，交通不便，况且爸爸不常住在缘缘堂，所以外地来的访客较少。爸爸在日本时认识的黄涵秋先生倒是来过。据说他是颈子上挂了杭州买来的一串串玩具小竹篮进来的。
另外，据染坊职工章桂哥的回忆，戴葆流夫妇来过一次。章桂在《怀念敬爱的老师丰子恺先生》一文中说：
大约是１９３４年吧，我们故乡遭遇百年难逢的大旱灾。灾情严重，古运河河底朝天。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束手无策，听凭老百姓在死亡线上挣扎。《大旱之望云霓》这张画，是先生对当时劳苦农民日夜车水、艰苦挣扎的情景，发自内心的深表同情之作。此画作后，悬挂在缘缘堂楼下西书房内门后。就是那年，我国驻瑞士公使戴葆流先生夫妇，专程由沪来石湾访问先生，而先生却适去莫干山看望他的姐姐去了。因戴先生要求得到先生一点作品留作纪念，是我做主，将此画初稿赠给了戴先生。现在不知有否保留。
我也住过“行宫”
爸爸的性格，既喜欢悠闲安静，又喜欢变换花样。总之，他不喜欢受束缚，而喜欢任着自己的性子，想怎样就怎样。
如今我家住的房间，家具一旦摆好后，很难得做大变动。这大概是因为房间小、家具多的缘故。但更大的因素恐怕是好静不好动或者缺少革新思想吧。爸爸在缘缘堂刚住下来时感到很新鲜。没多久，就想换换花样，于是，把自己房间里的家具搬来搬去，力求搬到妥帖的位置。我们戏称他为“三日一小搬，五日一大搬”。
爸爸不仅把房间当作一幅画看待，时时改变构图，连壁上的钟也不放过。他看厌了钟面上枯燥乏味的数字，便取下来用油画颜料把钟面涂成天蓝色，盖没了数字，再在上面画几根杨柳枝。然后用黑纸剪两只燕子，粘贴在长短针的针头上。这就变成了一幅《双燕逐柳图》。虽然数字没了，照样能猜出时间。如今在缘缘堂展示的那口钟不是原物，但也可给参观者留下一个印象。
在缘缘堂住了一年半，到１９３４年夏天，在西竺庵小学读完了六年级的姐姐哥哥们都要升初中了。爸爸把他们送到杭州去入学。我和元草哥则还在石门读小学，由妈妈照顾。
杭州的美景吸引了这位艺术家，加之四个子女寄宿在中学里，周末无家可归，也不是办法。于是爸爸就在杭州皇亲巷６号租了一个楼面，自己当上了“陪读”。寒暑假则回到缘缘堂来。这段时期，他享尽了杭州春秋的美景和故乡冬夏浓厚的乡情，度过了三年黄金时代。
杭州的别寓被戏称为“行宫”。这皇亲巷的“行宫”从１９３４年住到了１９３６年。夏天迁到马市街１５６号。住了两个月后又迁到田家园３号。在这里一直住到抗日战争爆发，时局紧张起来，才关闭了“行宫”回到缘缘堂。
我和二哥有幸随妈妈去皇亲巷的“行宫”住过一段时期。爸爸设法让我们插班进宝极观小学读书。但我和二哥如今都记不起来是读了一学期还是两学期。我只记得自己还很不懂事。入学前进行了一次测验。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手写的油印考卷。数学卷子上的数字不像手写那么一清二楚，我竟看不懂，交了一张白卷。不知怎么的也让我插入了二年级。我入学后，连课程表也看不懂。五爹爹的学校里哪有这种玩意儿！
那所小学只给我留下丢丑的回忆。有一回，雨天刚晴，我们到操场上去打滑梯。滑梯尽头着地处自然形成一个坑洼，雨后积满了水。我滑下去，一屁股正好坐在水坑里。我还没来得及“啊呀”一声，后面滑下来的人倒“啊呀”一声叫起来：
“啊呀！丰一吟，你把我的丝袜溅满了泥！要你赔！要你赔！”
这个女同学好厉害！她马上拉了我去找老师告状。我吓得要命。在老师面前，我一句话都不敢讲，全是她一人滔滔不绝地告状。她咬定要我赔。丝袜我从未见过，这玩意儿一定很贵吧。我那时的惊慌，比现在遇到车祸相差无几。幸而老师公正，指着我那一屁股烂泥说：
“人家也不是有意的。她自己一屁股烂泥好受吗！”
这件事总算了结了。我竟仍旧穿着这又湿又脏的裤子坐到课椅上，一直熬到放学回家。我家杭州的女工徐家娘娘为我“善后”时，我才向她哭诉了经过情况。
现在想想，当时我真傻。如果第一个滑下来的不是我，而是她，那就有她的好戏看了。而我哪怕被她溅了一身泥，也绝不会拉她去见老师，我可能还会帮她擦屁股呢。长大后，我发现社会上像她这样的人竟有不少。家庭教育如此不同！
弟子鲍慧和
鲍慧和可说是爸爸黑白漫画唯一的一个弟子。我之所以用“弟子”这称呼，是想区别于在校学习的学生。在校学习的学生，如今只有遵义时在浙大学习过的王质平先生。另外如“次恺”之类仿丰风格的画家也颇有几位，都不是爸爸教过的学生，而且均未谋面。还有一位上海的胡治均先生，我也称他为“弟子”。他和我一样，是在爸爸逝后才开始学爸爸画的。我只是临摹，他还创作过一些。但我们学的都是彩色人物风景画；鲍先生则学的黑白漫画，而且只创作，不临摹。如果他寿命长些，在画坛上会发出异彩，可惜于１９６９年５７岁的壮年时期死于肝癌，比老师早走了６年。
爸爸于１９３０年把全家迁往嘉兴，好像就是为了结下这师生之缘似的。
我那时才一两岁，事后听妈妈、宝姐她们叙述这件事。据说有一天，邻居某君来对爸爸说，有一位叫鲍慧和的青年，高中毕业，因仰慕丰先生的书画艺术，请求拜丰先生为师，并送来拜师礼１００元。（当时的１００元）爸爸同意收下这个徒弟，但“拜师礼”不受，托邻居退回。
后来鲍慧和果然来拜师求学了。等到师徒二人较熟悉时，不知怎的偶然谈起这件事。鲍先生却说他并未收到这１００元。原来是那邻居中饱了自己的私囊。不过那邻居后来自觉惭愧，送了一些东西来以示补偿。
鲍先生为了那１００元没送到老师手里，颇有歉意。其实爸爸发现了这个人才，很高兴，才不在乎这“拜师礼”呢。为了让鲍慧和安心，同时也是为了实际需要，爸爸请他担任我姐姐哥哥的家庭教师，教他们数学，自己则以意大利亚米契斯着夏丏尊老师在白马湖时翻译的《爱的教育》为课本，教他们语文。这样一来，鲍先生就成了我家常客，关系十分亲密。
后来爸爸劝鲍先生进正规的美术学校学素描。爸爸认为，只有打好素描基础，有了画人物速写的能力，那时再学子恺漫画的风格，才是正途。如没有素描根底，临摹得再好，也只能止于“依样画葫芦”。（就像我现在这样）
于是，鲍先生于１９３１年秋进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１９３４年夏毕业。在学时期，他仍不断地向老师学漫画。所以毕业后已具备独立创作漫画的条件。无论画风和题字，都和子恺漫画十分相似。１９３５年起，他的漫画就陆续发表在上海的《太白》、《宇宙风》、《时事新报》和《立报》等报刊上。
爸爸十分喜欢这学生，曾对人说：“接我衣钵者，唯慧和矣！”
在抗日战争时期，鲍先生曾追随老师，于１９３９年从上海到桂林。爸爸见到他后。在３月１０日的日记上写道：
见鲍慧和，乃我流离后快事之一。此人疏财仗义，而又厚道可风。其画之似吾笔，乃出于自然，非普通模仿皮毛之可比也。
鲍先生托爸爸找工作，爸爸介绍他去梧州中学教书。他到了那里，但因梧州被敌机狂轰滥炸，学校已迁往离梧州百里外的深山里。因语言不通，交通困难，鲍先生终于没有去。那时，在郭沫若先生的领导下，宋云彬先生正在桂林担任抗日宣传工作，鲍先生便留下来作抗日宣传画。
１９４１年，鲍先生到西安工作。据说次年他画了许多宣传画，发表在内地的抗日报刊上。可惜我无法去找，不然真想为鲍慧和先生出一本画册，他的画风太像爸爸的画了。
１９４３年爸爸曾把自己的画寄给鲍慧和，在西安、洛阳两地举办了丰鲍师生联展。
１９４６年我们回到上海时，鲍家也住在上海，我们就在他家落脚。
第 4 章
恋耽美
第 4 章
爸爸在杭州租屋，是为了我的三个姐姐和一个哥哥要到杭州去念中学，为了让他们假日有一个归宿之处，才萌生了这个念头。其实，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也牵动了他的心，他就决定租了别墅。
爸爸留不住钱。钱一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会在口袋里哇哇叫”。他平生用钱，总是一手来，一手去，甚至一手还没来，一手就要去了。（我不幸遗传了他这种性格）就这样，爸爸春秋很难得在缘缘堂露面，放了寒暑假，才带了姐姐哥哥回来。一天，他们从杭州回来，我还在念书。放学回家，走到木场桥，不知为什么，姐姐哥哥都在那里。他们一见我，就“小妹，小妹”地叫起来。我被弄得莫名其妙，不知道他们在叫谁，因为本来他们都叫我一吟的。大姐说：
“我们向你宣布一件事，从现在开始，我们都要改变称呼了。”
“怎么改变称呼？”
“以前我们叫你一吟，今后要叫你小妹了。”
“为什么？”
“爸爸说的，兄弟姊妹之间，不可以互相叫名字。我们大家都改了。”
果然，三个姐姐和大哥之间，本来互相的称呼全按大人的叫法：阿宝，阿先，软软，华瞻。（我和二哥不知为什么倒一直称他们宝姐、先姐、软姐、华瞻哥。）现在他们已改成加姐加妹，称老大一律为“宝姐”；称老二为“先妹”或“先姐”；称老三为“软妹”或“软姐”；称老四为“弟弟”或“华瞻哥”；称老五为“草弟”，只有我叫他“阿哥”或“元草哥”；称我一律为“小妹”。他们常常叫错，叫错了就罚这样，罚那样，嘻嘻哈哈地互相指责。
我们上一代的人，子女生得太多。妈妈一共生了１０个孩子。１９２４年在白马湖夭折了２岁的女儿“三宝”，小产了“阿难”（爸爸为他专写一文《阿难》）。１９２９年在平屋夭折了４岁的儿子“奇伟”。我弟弟新枚是抗战时期生的。即便死了３个，当时也还有６个孩子。要管吃，要管穿，还要管上学。父母管不过来，就疏忽了互相之间的称呼。孩子们总是爱向大人学习，于是称呼就混乱了。这一回爸爸不知怎么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就向大的几个做了改口的规定。从此，我们兄弟姊妹之间就改变了称呼。
缘缘堂的夏天
我家在缘缘堂一共住了不到五年。在这不到五年的日子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夏天。爸爸带着在杭州读书的姐姐哥哥都回来了，整整两个月，家里好热闹选
缘缘堂楼屋前的水泥院子很大。１９８５年重建的缘缘堂，比原来小一点。因为原来是地板，重建时因经费关系，改为预制板。预制板没有楼板那么宽。每间房窄一市尺的话，整个开间就要小一米了。水泥院子也就相应地窄了一米。所以当时这水泥院子在我们小孩看来好大好大。重建后感觉小了些，主要也是因为人长大了，看小时候的建筑总觉得小些。院子三边的白包墙造得很高。那是爸爸有意在这居民稠密的镇上圈出自己的独立天地。这一片天地是我们孩子们活动的独立王国。到了夏天，更是趣味无穷！
爸爸请人在院子的上空装上一大片横铺的竹帘，使院子里晒不到太阳。于是我们孩子们的活动场地就更大了。院子的西南角里种有好几棵芭蕉树，我们采下一大片芭蕉叶来铺在地上，往上面一躺，其乐无穷。身体下面的芭蕉叶凉爽爽的，上面的竹帘缝里闪烁着蓝天。这种滋味我长大后再也没有尝到过。长大后，尤其是进入老年后，我非常希望什么时候能躺在放平了的躺椅上透过大树的婆娑叶丛仰望闪烁的蓝天，大概就是想借此找回一点童年的梦影吧。可即使是这样的要求，现在也难以满足，不是忙，就是找不到这样的地方。
还有一种游戏，用现在的话来说，叫踩滑板车。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以为滑板车是现在的玩意儿，其实早在上世纪３０年代，爸爸就从上海买回来给我们玩了。只不过当时没有“滑板车”这个名称。这种车一年四季都可以玩，暑假里当然玩得更长久。
在缘缘堂的院子里，当时还有一种游戏，那就是剥莲蓬，“抽老烟”。爸爸常常约了三朋四友在院子里摆开了桌子喝老酒。我们呢，就在一旁“抽老烟”。老烟是用莲蓬做的：我们把莲蓬齐茎切下，这茎的头部约一厘米长是咖啡色的。把咖啡色的一段内部挖空，用嘴吸另一头就可以吸通，这就是“旱烟管”。做好“旱烟管”后，就开始剥莲蓬。我很喜欢吃莲子，剥开后留着慢慢吃。先制作“老烟”。“老烟”有三种：莲蓬内黄色的纤维撕成一条条，放在太阳底下晒干后，算是上好的“烟丝”；莲子周围白色的东西撕成一丝丝，那是次等；最外边的绿皮制成的“烟丝”就更是次等的了。
“老烟管”和“烟丝”制成后，我们就开始“抽老烟”。爸爸喝老酒；我们“抽老烟”。其乐融融。
如今，我对莲蓬还有忘不了的情谊。每到夏天，马路上只要有卖莲蓬的，我看见必买。家里人以为我特别喜欢吃莲蓬，其实主要是怀旧心情在起作用。不过，现在我再也没有时间和心情来制作老烟管了。
唉！童年已成梦影，缘缘堂时期一去不复返了！
石门镇不在铁路旁，交通不便，况且爸爸不常住在缘缘堂，所以外地来的访客较少。爸爸在日本时认识的黄涵秋先生倒是来过。据说他是颈子上挂了杭州买来的一串串玩具小竹篮进来的。
另外，据染坊职工章桂哥的回忆，戴葆流夫妇来过一次。章桂在《怀念敬爱的老师丰子恺先生》一文中说：
大约是１９３４年吧，我们故乡遭遇百年难逢的大旱灾。灾情严重，古运河河底朝天。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束手无策，听凭老百姓在死亡线上挣扎。《大旱之望云霓》这张画，是先生对当时劳苦农民日夜车水、艰苦挣扎的情景，发自内心的深表同情之作。此画作后，悬挂在缘缘堂楼下西书房内门后。就是那年，我国驻瑞士公使戴葆流先生夫妇，专程由沪来石湾访问先生，而先生却适去莫干山看望他的姐姐去了。因戴先生要求得到先生一点作品留作纪念，是我做主，将此画初稿赠给了戴先生。现在不知有否保留。
我也住过“行宫”
爸爸的性格，既喜欢悠闲安静，又喜欢变换花样。总之，他不喜欢受束缚，而喜欢任着自己的性子，想怎样就怎样。
如今我家住的房间，家具一旦摆好后，很难得做大变动。这大概是因为房间小、家具多的缘故。但更大的因素恐怕是好静不好动或者缺少革新思想吧。爸爸在缘缘堂刚住下来时感到很新鲜。没多久，就想换换花样，于是，把自己房间里的家具搬来搬去，力求搬到妥帖的位置。我们戏称他为“三日一小搬，五日一大搬”。
爸爸不仅把房间当作一幅画看待，时时改变构图，连壁上的钟也不放过。他看厌了钟面上枯燥乏味的数字，便取下来用油画颜料把钟面涂成天蓝色，盖没了数字，再在上面画几根杨柳枝。然后用黑纸剪两只燕子，粘贴在长短针的针头上。这就变成了一幅《双燕逐柳图》。虽然数字没了，照样能猜出时间。如今在缘缘堂展示的那口钟不是原物，但也可给参观者留下一个印象。
在缘缘堂住了一年半，到１９３４年夏天，在西竺庵小学读完了六年级的姐姐哥哥们都要升初中了。爸爸把他们送到杭州去入学。我和元草哥则还在石门读小学，由妈妈照顾。
杭州的美景吸引了这位艺术家，加之四个子女寄宿在中学里，周末无家可归，也不是办法。于是爸爸就在杭州皇亲巷６号租了一个楼面，自己当上了“陪读”。寒暑假则回到缘缘堂来。这段时期，他享尽了杭州春秋的美景和故乡冬夏浓厚的乡情，度过了三年黄金时代。
杭州的别寓被戏称为“行宫”。这皇亲巷的“行宫”从１９３４年住到了１９３６年。夏天迁到马市街１５６号。住了两个月后又迁到田家园３号。在这里一直住到抗日战争爆发，时局紧张起来，才关闭了“行宫”回到缘缘堂。
我和二哥有幸随妈妈去皇亲巷的“行宫”住过一段时期。爸爸设法让我们插班进宝极观小学读书。但我和二哥如今都记不起来是读了一学期还是两学期。我只记得自己还很不懂事。入学前进行了一次测验。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手写的油印考卷。数学卷子上的数字不像手写那么一清二楚，我竟看不懂，交了一张白卷。不知怎么的也让我插入了二年级。我入学后，连课程表也看不懂。五爹爹的学校里哪有这种玩意儿！
那所小学只给我留下丢丑的回忆。有一回，雨天刚晴，我们到操场上去打滑梯。滑梯尽头着地处自然形成一个坑洼，雨后积满了水。我滑下去，一屁股正好坐在水坑里。我还没来得及“啊呀”一声，后面滑下来的人倒“啊呀”一声叫起来：
“啊呀！丰一吟，你把我的丝袜溅满了泥！要你赔！要你赔！”
这个女同学好厉害！她马上拉了我去找老师告状。我吓得要命。在老师面前，我一句话都不敢讲，全是她一人滔滔不绝地告状。她咬定要我赔。丝袜我从未见过，这玩意儿一定很贵吧。我那时的惊慌，比现在遇到车祸相差无几。幸而老师公正，指着我那一屁股烂泥说：
“人家也不是有意的。她自己一屁股烂泥好受吗！”
这件事总算了结了。我竟仍旧穿着这又湿又脏的裤子坐到课椅上，一直熬到放学回家。我家杭州的女工徐家娘娘为我“善后”时，我才向她哭诉了经过情况。
现在想想，当时我真傻。如果第一个滑下来的不是我，而是她，那就有她的好戏看了。而我哪怕被她溅了一身泥，也绝不会拉她去见老师，我可能还会帮她擦屁股呢。长大后，我发现社会上像她这样的人竟有不少。家庭教育如此不同！
弟子鲍慧和
鲍慧和可说是爸爸黑白漫画唯一的一个弟子。我之所以用“弟子”这称呼，是想区别于在校学习的学生。在校学习的学生，如今只有遵义时在浙大学习过的王质平先生。另外如“次恺”之类仿丰风格的画家也颇有几位，都不是爸爸教过的学生，而且均未谋面。还有一位上海的胡治均先生，我也称他为“弟子”。他和我一样，是在爸爸逝后才开始学爸爸画的。我只是临摹，他还创作过一些。但我们学的都是彩色人物风景画；鲍先生则学的黑白漫画，而且只创作，不临摹。如果他寿命长些，在画坛上会发出异彩，可惜于１９６９年５７岁的壮年时期死于肝癌，比老师早走了６年。
爸爸于１９３０年把全家迁往嘉兴，好像就是为了结下这师生之缘似的。
我那时才一两岁，事后听妈妈、宝姐她们叙述这件事。据说有一天，邻居某君来对爸爸说，有一位叫鲍慧和的青年，高中毕业，因仰慕丰先生的书画艺术，请求拜丰先生为师，并送来拜师礼１００元。（当时的１００元）爸爸同意收下这个徒弟，但“拜师礼”不受，托邻居退回。
后来鲍慧和果然来拜师求学了。等到师徒二人较熟悉时，不知怎的偶然谈起这件事。鲍先生却说他并未收到这１００元。原来是那邻居中饱了自己的私囊。不过那邻居后来自觉惭愧，送了一些东西来以示补偿。
鲍先生为了那１００元没送到老师手里，颇有歉意。其实爸爸发现了这个人才，很高兴，才不在乎这“拜师礼”呢。为了让鲍慧和安心，同时也是为了实际需要，爸爸请他担任我姐姐哥哥的家庭教师，教他们数学，自己则以意大利亚米契斯着夏丏尊老师在白马湖时翻译的《爱的教育》为课本，教他们语文。这样一来，鲍先生就成了我家常客，关系十分亲密。
后来爸爸劝鲍先生进正规的美术学校学素描。爸爸认为，只有打好素描基础，有了画人物速写的能力，那时再学子恺漫画的风格，才是正途。如没有素描根底，临摹得再好，也只能止于“依样画葫芦”。（就像我现在这样）
于是，鲍先生于１９３１年秋进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１９３４年夏毕业。在学时期，他仍不断地向老师学漫画。所以毕业后已具备独立创作漫画的条件。无论画风和题字，都和子恺漫画十分相似。１９３５年起，他的漫画就陆续发表在上海的《太白》、《宇宙风》、《时事新报》和《立报》等报刊上。
爸爸十分喜欢这学生，曾对人说：“接我衣钵者，唯慧和矣！”
在抗日战争时期，鲍先生曾追随老师，于１９３９年从上海到桂林。爸爸见到他后。在３月１０日的日记上写道：
见鲍慧和，乃我流离后快事之一。此人疏财仗义，而又厚道可风。其画之似吾笔，乃出于自然，非普通模仿皮毛之可比也。
鲍先生托爸爸找工作，爸爸介绍他去梧州中学教书。他到了那里，但因梧州被敌机狂轰滥炸，学校已迁往离梧州百里外的深山里。因语言不通，交通困难，鲍先生终于没有去。那时，在郭沫若先生的领导下，宋云彬先生正在桂林担任抗日宣传工作，鲍先生便留下来作抗日宣传画。
１９４１年，鲍先生到西安工作。据说次年他画了许多宣传画，发表在内地的抗日报刊上。可惜我无法去找，不然真想为鲍慧和先生出一本画册，他的画风太像爸爸的画了。
１９４３年爸爸曾把自己的画寄给鲍慧和，在西安、洛阳两地举办了丰鲍师生联展。
１９４６年我们回到上海时，鲍家也住在上海，我们就在他家落脚。
第 4 章
恋耽美